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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April 14, 2009
王丹：就六四問題做出的幾個澄清——致部分不了解真相的香港大學生
明報
A31 | 觀點 | By 王丹
就六四問題做出的幾個澄清——致部分不了解真相的香港大學生
今天要談談的，是關於六四，要澄清的幾個問題。六四過去20 年了，有的是因為無法了解相關資訊，有的是因為政府有意混淆是非，現在對於當年的歷史，有各種各樣的曲解和誤傳。我只能選擇其中的部分來說明。
A31 | 觀點 | By 王丹
就六四問題做出的幾個澄清——致部分不了解真相的香港大學生
今天要談談的，是關於六四，要澄清的幾個問題。六四過去20 年了，有的是因為無法了解相關資訊，有的是因為政府有意混淆是非，現在對於當年的歷史，有各種各樣的曲解和誤傳。我只能選擇其中的部分來說明。
到底是誰逼迫了誰？
第一，有人說，是當年的學生過於激進，堅持不退讓，才把政府逼到只能開槍的地步。
了解事實的人，就會看到，這樣的說法完全是顛倒黑白。當年成千上萬的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靜坐、絕食，他們提出的訴求其實只有兩條。各位可以看看，這兩條是 不是激進？第一就是要求修改《人民日報》的「4.26」社論。那篇社論指學生的愛國行動是意圖顛覆社會組織制度，是把中國引向動亂，這是對學生的誣衊，也 是激化了學生與政府的對立情緒的關鍵。事後，連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都批評這個社論「把事情搞被動了」。我們要求修改那個社論，難道是很激進的政治 主張嗎？難道趙紫陽不是中共的代表嗎？我們提出與他意見一致的訴求，怎麼就是逼迫政府了呢？第二的要求就是與政府對話。這個更不是什麼激進主張了，因為連 中共「十三大」的報告都提出要跟社會各個階層開展協商對話，我們只不過要求政府把十三大精神落實到實際中。當局自己提出的主張，我們要求落實，這怎麼就是 把政府逼到絕路上呢？！相反，看看東歐和台灣後來的政治抗議活動，提出的訴求都比我們激進得多。中國學生不惜以生命為代價，提出的就是這樣兩條最溫和的主 張，但是政府不但始終拒絕，最後甚至還用武力血腥鎮壓。到底是誰激進？到底是誰逼迫了誰呢？！各位可以自己作出判斷。
鎮壓的一方不許別人提
第二，雙方發生衝突，雙方都應當承擔責任。這種說法聽起來好像客觀公正，好像站在中間人的立場上，但是不分是非的所謂公正，就是最大的不公正。
其實要想分辨當初人民與政府方面的行為的是非曲直，是非常簡單的事情，根本不需要說那麼多。我們只要看看雙方事後的態度就可以了。作為鎮壓的一方，中共當 局20 年來都宣稱當初的決定是正確的。問題是，中共當局做了這樣的一個正確的決定，保證了中國沒有進入動亂，這樣的「豐功偉績」你卻從來看不到中共宣揚。是中共 自己謙虛嗎？當然不是！一個把「偉大光榮正確」的宣揚辭彙寫在中南海門口作為大標語的政黨，不是一個謙虛的、不宣揚自己的政績的政黨。可是這個政黨，對於 自己1989 年的那個「正確的決策」，20年來不到被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絕口不提，不僅自己不提，也不許別人提。不要說不許批評這件事情，就是表揚政府鎮壓有理也不行。 各位想想，如果當局真的覺得自己做的是正確的，可能這樣迴避嗎？只有心虛的人，才會迴避。相反，倒是六四受害者的方面，儘管已經被鎮壓，被剝奪言論自由， 甚至儘管已經被當局抹黑壓制，但是20 年來從來沒有放棄發出抗議的聲音。對比雙方的態度，是非曲直就一目了然了，根本不需要說那麼多別的。如果有誰面對當局這樣的態度，在當局自己都不敢提起的 前提下，還替當局辯護，那麼顯然，他的判斷就不是建立在事實的基礎上了。
開槍絕非迫不得已
第三。有人說，那麼多市民堵在街頭，導致戒嚴部隊不能到達指定的任務地點，部隊為了完成清場任務，最後只有用武力的方式，不然學生永遠在廣場上不撤下來怎麼可以？
首先我們必須要說，學生會不會永遠堅持在廣場上，這根本就是一個假設性的問題；換句話說，如果政府接受學生前述那兩個極為溫和的條件，學生早就撤下來了， 為什麼為了自己的面子，寧願用暴力殺人也不肯接受學生合情合理的要求呢？其次，即使我們站在當局的角度，是不是必須用開槍的方式才能解決呢？當然不是。 1976 年的四五運動，也是有大批群眾集結在廣場上，在當時的情况下，即使是毛澤東和「四人幫」，都沒有採取調動軍隊開槍的方式，最後也還是驅散了廣場上的民眾。
回到1989 年的具體情况來看：從事後媒體發表的錄影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戒嚴部隊執行清場任務的時候，大批的士兵並不是從長安街上包圍過來的，而是從人民大會堂衝 出來的。事實是，早在6 月4 日之前，人民大會堂、勞動人民文化宮以及中山公園裏面，就已經駐紮了大批的戒嚴部隊，因為這3 個地點，都有寬闊的地下通道直通北京郊外的西山。否則，在各個路口都被市民堵住的情况下，那些從人民大會堂裏面衝出來的士兵是從哪裏來的呢？問題的關鍵就 在這裏了：我們知道，第一，戒嚴的主要目的就是驅散天安門廣場上的示威民眾，就是所謂「清場」；第二，六四屠殺發生的主要地點，不是天安門廣場，而是長安 街上。那麼我們的問題就是：明明已經有部隊不需要通過長安街就可以控制天安門廣場了，為什麼還要在長安街上用機槍坦克進行武力鎮壓？如果武力是必要的，那 麼像方政這樣的受害者，被坦克從背後輾過去，又如何解釋呢？他們明明是已經撤出廣場，走在回學校的路上了，還被坦克追上來輾過，這難道也是必要的嗎？到了 6 月4 日的凌晨，也就是當局要清場的時候，整個天安門廣場上留下來的學生不到1 萬人了，而戒嚴部隊有幾十萬人之眾，即使幾十個人抬一個人也可以完成清場任務，有什麼理由一定要用開槍的方式呢？顯然，開槍絕對不是迫不得已的，而是當局 有意做出的選擇。至於當局為什麼選擇開槍的方式，而不用和平的手段，這就是另外一個話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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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October 26, 2007
張彧暋﹕超填鴨社會的來臨 (明報)
張彧暋﹕超填鴨社會的來臨 (明報) 09月 08日 星期六 05:05AM
【明報專訊】我痛恨填鴨教育，但更痛恨超填鴨社會。
福澤諭吉翻譯Compulsory Education，不是「義務教育」，而是「強迫教育」。強迫人吃不想吃的，待他日拿去宰割，就是填鴨教育。一個會回報市民努力地做填鴨的社會，學術名稱是學歷社會，或曰：填鴨社會。
為了飯碗，我在人生的頭20年，需要背誦，更要考試。但一般人在小學四年級之後學的東西，可以跟我們的日常生活毫無關係。我去買菜、炒股票、追女孩，不用懂光合作用的40個原理。正如日本 歷史社會學者小熊英二所
說，為了考上大學，我們無所不用其極地去念一些與自己生命與生活毫無關連的資料。而這個社會之所以會回報這些苦讀無謂資料學子的原因，是一個人如果能夠聽從吩咐，把人生首20年都花在背誦沒有意思的冷知識，會做這些白癡事情的人，才會成為政府治下的好市民、聽老闆吩咐的好員工。因為，一個正常的人，除非是把考試作為升官發財的手段，在老師與考試局前裝傻，否則根本受不了這吸收無益資料的無謂過程而走上瘋狂的。能考上大學的，其實都不怎麼正常。而這些不怎麼正常的人，大部分都會打從心底認為自己真的很厲害。
可能我們討厭這一切填鴨教育，我們過去十年鼓勵另一些價值：愉快學習、批判思考、通識、人際技巧、溝通力、能力導向、目標為本。最重要的是：學生為本。
重視這些批判力、溝通力等「××力」的傾向，變得理所當然，而且全球追趕。日本教育社會學者本田 由紀，在她的《多元化「能力」與日本社會：超學歷社會》（NTT出版
2005）中引述日本最大的經營者團體1996年的報告《創造人才的育成：理想的教育改革與企業行動》中，提及日本要「追英趕美，必須放棄那種光是追求知識量的傾向，而改為訓練能以問題為本及與組織協調的人才。學校必須教育學生有為了解決問題而自行吸收相關知識的能力」，他們應該有「主體性」，會自己制定目標，會自己判斷，有責任的觀念，而且有獨創性。
可是，這一切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新價值，牽涉的額外金錢與家長教師的心力，斷非低下階層能負擔。本田用了200頁各方面的統計數據及分析了日本過去10年的媒體論述，提出警告：這一切改變，比現代教育所強調的價值（努力、服從）有過之而無不及。本地社會學者呂大樂年前的小書《誰說家長一定是好人》中說，填鴨教育的好處是：大家都知道考試是遊戲的話，起碼表面上公平得很。無論家庭背景如何，是笨是聰明，不論財富多寡，他都有同樣機會去參加這個荒誕的冷知識背誦遊戲，有同樣機會去拿獎品。這是填鴨社會與封建社會的最大分別：參加遊戲者，不論家底、財富、信仰，都有同樣機會。
可是在新制度下，家裏有錢、有文化的孩子，見多識廣，口齒伶俐，語文與通識自然跑出。我們重新回到封建社會：父母的文化與財力，也就是階級，變回決定學生成功與否的原因。跟填鴨教育制度不同，溝通力、批判力斷不能靠在會考 前一兩
年才臨急抱佛腳投靠補習名師打救。最夠諷刺的是，筆者當年去的補習社，正叫「現代教育」。
新的教育價值，連低下階層最後一絲希望也抹殺，也就是出現特首所講的「隔代貧困」。這一切變化，似乎能令我們擺脫填鴨教育的夢囈，但同時把我們推向一個更可怕而不可見的深淵。欲知這個「超填鴨社會」的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參考書目：
1. 本田由紀，《多元化「能力」與日本社會：超學歷社會》
2. 呂大樂，《誰說家長一定是好人》
【作者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
¶ 4:42 AM 0 comments
【明報專訊】我痛恨填鴨教育，但更痛恨超填鴨社會。
福澤諭吉翻譯Compulsory Education，不是「義務教育」，而是「強迫教育」。強迫人吃不想吃的，待他日拿去宰割，就是填鴨教育。一個會回報市民努力地做填鴨的社會，學術名稱是學歷社會，或曰：填鴨社會。
為了飯碗，我在人生的頭20年，需要背誦，更要考試。但一般人在小學四年級之後學的東西，可以跟我們的日常生活毫無關係。我去買菜、炒股票、追女孩，不用懂光合作用的40個原理。正如日本 歷史社會學者小熊英二所
說，為了考上大學，我們無所不用其極地去念一些與自己生命與生活毫無關連的資料。而這個社會之所以會回報這些苦讀無謂資料學子的原因，是一個人如果能夠聽從吩咐，把人生首20年都花在背誦沒有意思的冷知識，會做這些白癡事情的人，才會成為政府治下的好市民、聽老闆吩咐的好員工。因為，一個正常的人，除非是把考試作為升官發財的手段，在老師與考試局前裝傻，否則根本受不了這吸收無益資料的無謂過程而走上瘋狂的。能考上大學的，其實都不怎麼正常。而這些不怎麼正常的人，大部分都會打從心底認為自己真的很厲害。
可能我們討厭這一切填鴨教育，我們過去十年鼓勵另一些價值：愉快學習、批判思考、通識、人際技巧、溝通力、能力導向、目標為本。最重要的是：學生為本。
重視這些批判力、溝通力等「××力」的傾向，變得理所當然，而且全球追趕。日本教育社會學者本田 由紀，在她的《多元化「能力」與日本社會：超學歷社會》（NTT出版
2005）中引述日本最大的經營者團體1996年的報告《創造人才的育成：理想的教育改革與企業行動》中，提及日本要「追英趕美，必須放棄那種光是追求知識量的傾向，而改為訓練能以問題為本及與組織協調的人才。學校必須教育學生有為了解決問題而自行吸收相關知識的能力」，他們應該有「主體性」，會自己制定目標，會自己判斷，有責任的觀念，而且有獨創性。
可是，這一切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新價值，牽涉的額外金錢與家長教師的心力，斷非低下階層能負擔。本田用了200頁各方面的統計數據及分析了日本過去10年的媒體論述，提出警告：這一切改變，比現代教育所強調的價值（努力、服從）有過之而無不及。本地社會學者呂大樂年前的小書《誰說家長一定是好人》中說，填鴨教育的好處是：大家都知道考試是遊戲的話，起碼表面上公平得很。無論家庭背景如何，是笨是聰明，不論財富多寡，他都有同樣機會去參加這個荒誕的冷知識背誦遊戲，有同樣機會去拿獎品。這是填鴨社會與封建社會的最大分別：參加遊戲者，不論家底、財富、信仰，都有同樣機會。
可是在新制度下，家裏有錢、有文化的孩子，見多識廣，口齒伶俐，語文與通識自然跑出。我們重新回到封建社會：父母的文化與財力，也就是階級，變回決定學生成功與否的原因。跟填鴨教育制度不同，溝通力、批判力斷不能靠在會考 前一兩
年才臨急抱佛腳投靠補習名師打救。最夠諷刺的是，筆者當年去的補習社，正叫「現代教育」。
新的教育價值，連低下階層最後一絲希望也抹殺，也就是出現特首所講的「隔代貧困」。這一切變化，似乎能令我們擺脫填鴨教育的夢囈，但同時把我們推向一個更可怕而不可見的深淵。欲知這個「超填鴨社會」的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參考書目：
1. 本田由紀，《多元化「能力」與日本社會：超學歷社會》
2. 呂大樂，《誰說家長一定是好人》
【作者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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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怕人民 ／梁文道
2007年10月25日
【明報專訊】特首曾蔭權把文化大革命說成是種民主，以此警告香港市民，民主步伐不可操之過急，結果引來強烈反彈，逼得他第二天急急道歉。看來他果然是說錯話了，然而他到底錯在什麼地方呢？各方的意見卻頗有混淆。例如有人發現內地沒有一家傳媒轉載和報道香港行政長官的這番言論，以此證明他的錯誤有多嚴重。這種錯是一種不懂內地政治氛圍的錯，不明白「文革」二字至今仍是官場禁忌，等閒不能訴之於口。更多人則指他侮辱了民主，因為「文革」恰恰是獨裁專政的結果，完全站在民主的對立面，可見曾蔭權的國史常識非常糟。
但是曾蔭權真的錯了嗎？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馬家輝兄就是眾口一詞中的諤諤一士，他在「他沒有全錯，你們也沒有全對——曾蔭權最需要的不是國情教育」(《明報》2007年10月23日)一文中指出﹕「文革是濫權，民主是限權」。意思是曾蔭權並非不知道「文革」那種「誰跑得快，誰先到，先到公章搶到手，權就是誰的了」的真相，他只是不懂民主絕非盲目地追求權力濫用權力罷了。純粹為了討論，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追問﹕為什麼人人鬥快搶公章，人人爭先奪權就不是民主呢？
我們今天常常掛在嘴上的民主其實只是民主的一種類型，也就是那種由百姓選出一群代表議政決策的代議式的民主。而馬家輝兄所說的「民主是限權」則隱含了另一重大家對現代政治的理解，亦即行政、立法與司法等三權的各自獨立和相互制衡。由於這一切都已成了常識，因此使得我們很容易對任何其他種類的民主理念都嗤之以鼻，覺得它們都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假民主，比如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度標榜的「人民民主」。
從字面上看，「人民民主」裏的「人民」是多餘的，既有「民主」又何必再加一個「人民」前綴呢？但是在政治思想史的脈絡和政治實踐的經驗裏頭，「人民民主」則是意有所指的。首先，它要在實踐上和蘇聯模式的「無產階級民主」有所區分，強調一種跨階級跨界別包含了全體人民在內的民主政治。其次，「人民民主」就是要和歐美主流的代議式民主對覑幹，以避免代議民主走向「資產階級民主」的錯誤道路。而這種思路是有其哲學根源的。
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導師盧騷就很反對代議民主，他覺得選一幫專業政治人代表全民執政議政根本不足以體現人民的意志，頂多只是「加總式的民主」(will of all)而非更民主的「全體意志」(general will)。
後來的馬克思主義傳統也繼承了盧騷的想法，認為人民選出的代表久而久之會淪為一群脫離群眾的專業政客，使得政治成了一幫有錢又有勢的資產階級的玩物，竊取了人民的授權，尋求自己的利益，最後反過來奴役大眾。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英國前首相貝理雅可以在主流民意反對的情形下斷然出兵伊拉克，和美國政壇習以為常的游說政治使一些有利於大商家的政策得以順利通過。
至於馬家輝兄談到的「限權」和一般常被拿來和民主配套的「三權分立」，我們更應該注意在現代民主政治的實踐史上，它們往往不是民主理念的邏輯結果，而是制約民主的設計。最著名的例子是美國的建國諸父在「費城制憲會議」時的經典論戰，當時有不少人反對「三權分立」的構想，就是因為它限制了人民的權力。所以有代表提出大法官不該是終身制，甚至主張把法院放在議會之下。今天回顧那段為人稱頌的美國建國史，我們不難發現除了民主之外，對「多數暴政」和「過度民主」的恐懼與提防也是它的重要主題。
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什麼方法可以避免代議民主的弊端？又該怎樣落實「人民民主」的理念呢？舉其大者，「人民代表大會」是也。「全國人大」在體制上是全國最高權力來源，不論行政、立法還是司法，最終都要歸在人大之下。很多人批評這種體制容不下司法獨立的空間，可是贊成它的人則會反駁憑什麼讓非民選的法官凌駕在人民的權力之上呢？再說代表的身分，也有許多人主張人大代表應該專職化，就像西方國家的民意代表一樣。不過人大的原初設計理念正是要反對專職，讓人大開完會之後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不致脫離群眾蛻變為專業政客。
再回到「文革」的問題，沒人可以輕易否認它出自於毛澤東奪權鬥爭的個人目的，更沒有人能夠否定「十年浩劫」帶來的災難和痛苦。但是單純地在文革和獨裁之間畫上等號，就太過輕視當時受鼓動的百姓的自由意志了。直到今天為止，都還有部分內地「新左派」的學者和外國的激進思想家如巴迪烏(Alain Badiou)以為文革在早期確實是場「真正的革命」、「民主的實
驗」。你可以說毛澤東講的「大民主」只是煽動人心的說詞，但是你不能說那些佔領學校的學生和衝進政府單位奪公章的人全都不是「人民民主」的真誠信徒。對不少當時的參與者而言，文革真正是從根本改造人性，徹底打倒官僚體制，達成「沒有黨派也不再有國家機器」之革命理想的「偉大鬥爭」，是「人民民主」這個理念的終極落實。
說了這麼半天，我的意圖絕非要平反文革的惡名，也不是要替中共的極權體制塗脂抹粉，更不是想為曾蔭權開脫錯誤；恰恰相反，我是要提供一個現代中國官方民主概念的系譜，循此才能看到曾蔭權的真正問題。
首先，我們要注意曾蔭權的言論其實是有所本的。曾有學者專門做過研究，指出自從鄧小平上台執政之後，「人民民主」這個說法出現的頻率就急劇減少了，政府甚至連「民主」二字都不大願談，直到最近幾年才有改變。與此同時，「穩定」和「發展」成了新的關鍵詞，「革命」則逐步讓位予「改革」。鄧小平不喜多言「民主」不是因為他獨裁(不要忘記講民主講得最多的正是大獨裁者毛澤東)，而是因為他把「民主」(更準確地說，是「人民民主」)和文化大革命放在了一起。其實這也不是他一個人的想法，在很多重新出山的老幹部眼中，文革裏的打砸搶，十年浩劫的種種亂象就是一種最極端的民主，「把權力交給人民」的最可怕結果；簡單地說，暴民政治。
從這個角度上看，曾蔭權甚至相當熟悉國情。問題是一個生長在英國殖民地，曾在哈佛攻讀公共行政的香港仔怎麼會接受如此一種非西方主流的民主觀？怎麼會認同「文革等於徹底民主」這種後文革老幹部的看法呢？我想這就是曾蔭權那種殖民地政務官的基本意識形態在發揮作用了。大家不妨比對一下他的言論和葉劉淑儀也要為之認錯的「希特拉也是民主產生」那番話。這兩位前高級公務員，一個說文革是徹底的民主，一個說民主也會選出暴君，表達出來的難道不是同一種心態嗎？對這群經歷了重重考驗，晉身殖民管治機器高層的精英來講，人民是盲從的，人民是愚蠢的。只要給他們權力，他們要不是肆無忌憚地挑戰建制，就是挑出一個懂得煽惑人心的可怕惡魔。民主因此絕對有可能危害管治，破壞穩定。所以人民是要小心提防的，只有一群精英才懂得怎樣駕馭他們，把穩定帶給社會，在「穩定中謀求發展」。
換句話說，殖民地官僚的想法，和後文革時期那種「少談政治多講經濟，少談民主多講穩定」的意識形態是親和的。他們都很害怕人民；他們都以為只要一不小心，民主就會滑向民粹。這才是曾蔭權的真正問題，他一方面鼓吹更多的公民參與，但另一方面卻打從骨子裏不信任人民。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 4:40 AM 0 comments
【明報專訊】特首曾蔭權把文化大革命說成是種民主，以此警告香港市民，民主步伐不可操之過急，結果引來強烈反彈，逼得他第二天急急道歉。看來他果然是說錯話了，然而他到底錯在什麼地方呢？各方的意見卻頗有混淆。例如有人發現內地沒有一家傳媒轉載和報道香港行政長官的這番言論，以此證明他的錯誤有多嚴重。這種錯是一種不懂內地政治氛圍的錯，不明白「文革」二字至今仍是官場禁忌，等閒不能訴之於口。更多人則指他侮辱了民主，因為「文革」恰恰是獨裁專政的結果，完全站在民主的對立面，可見曾蔭權的國史常識非常糟。
但是曾蔭權真的錯了嗎？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馬家輝兄就是眾口一詞中的諤諤一士，他在「他沒有全錯，你們也沒有全對——曾蔭權最需要的不是國情教育」(《明報》2007年10月23日)一文中指出﹕「文革是濫權，民主是限權」。意思是曾蔭權並非不知道「文革」那種「誰跑得快，誰先到，先到公章搶到手，權就是誰的了」的真相，他只是不懂民主絕非盲目地追求權力濫用權力罷了。純粹為了討論，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追問﹕為什麼人人鬥快搶公章，人人爭先奪權就不是民主呢？
我們今天常常掛在嘴上的民主其實只是民主的一種類型，也就是那種由百姓選出一群代表議政決策的代議式的民主。而馬家輝兄所說的「民主是限權」則隱含了另一重大家對現代政治的理解，亦即行政、立法與司法等三權的各自獨立和相互制衡。由於這一切都已成了常識，因此使得我們很容易對任何其他種類的民主理念都嗤之以鼻，覺得它們都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假民主，比如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度標榜的「人民民主」。
從字面上看，「人民民主」裏的「人民」是多餘的，既有「民主」又何必再加一個「人民」前綴呢？但是在政治思想史的脈絡和政治實踐的經驗裏頭，「人民民主」則是意有所指的。首先，它要在實踐上和蘇聯模式的「無產階級民主」有所區分，強調一種跨階級跨界別包含了全體人民在內的民主政治。其次，「人民民主」就是要和歐美主流的代議式民主對覑幹，以避免代議民主走向「資產階級民主」的錯誤道路。而這種思路是有其哲學根源的。
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導師盧騷就很反對代議民主，他覺得選一幫專業政治人代表全民執政議政根本不足以體現人民的意志，頂多只是「加總式的民主」(will of all)而非更民主的「全體意志」(general will)。
後來的馬克思主義傳統也繼承了盧騷的想法，認為人民選出的代表久而久之會淪為一群脫離群眾的專業政客，使得政治成了一幫有錢又有勢的資產階級的玩物，竊取了人民的授權，尋求自己的利益，最後反過來奴役大眾。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英國前首相貝理雅可以在主流民意反對的情形下斷然出兵伊拉克，和美國政壇習以為常的游說政治使一些有利於大商家的政策得以順利通過。
至於馬家輝兄談到的「限權」和一般常被拿來和民主配套的「三權分立」，我們更應該注意在現代民主政治的實踐史上，它們往往不是民主理念的邏輯結果，而是制約民主的設計。最著名的例子是美國的建國諸父在「費城制憲會議」時的經典論戰，當時有不少人反對「三權分立」的構想，就是因為它限制了人民的權力。所以有代表提出大法官不該是終身制，甚至主張把法院放在議會之下。今天回顧那段為人稱頌的美國建國史，我們不難發現除了民主之外，對「多數暴政」和「過度民主」的恐懼與提防也是它的重要主題。
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什麼方法可以避免代議民主的弊端？又該怎樣落實「人民民主」的理念呢？舉其大者，「人民代表大會」是也。「全國人大」在體制上是全國最高權力來源，不論行政、立法還是司法，最終都要歸在人大之下。很多人批評這種體制容不下司法獨立的空間，可是贊成它的人則會反駁憑什麼讓非民選的法官凌駕在人民的權力之上呢？再說代表的身分，也有許多人主張人大代表應該專職化，就像西方國家的民意代表一樣。不過人大的原初設計理念正是要反對專職，讓人大開完會之後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不致脫離群眾蛻變為專業政客。
再回到「文革」的問題，沒人可以輕易否認它出自於毛澤東奪權鬥爭的個人目的，更沒有人能夠否定「十年浩劫」帶來的災難和痛苦。但是單純地在文革和獨裁之間畫上等號，就太過輕視當時受鼓動的百姓的自由意志了。直到今天為止，都還有部分內地「新左派」的學者和外國的激進思想家如巴迪烏(Alain Badiou)以為文革在早期確實是場「真正的革命」、「民主的實
驗」。你可以說毛澤東講的「大民主」只是煽動人心的說詞，但是你不能說那些佔領學校的學生和衝進政府單位奪公章的人全都不是「人民民主」的真誠信徒。對不少當時的參與者而言，文革真正是從根本改造人性，徹底打倒官僚體制，達成「沒有黨派也不再有國家機器」之革命理想的「偉大鬥爭」，是「人民民主」這個理念的終極落實。
說了這麼半天，我的意圖絕非要平反文革的惡名，也不是要替中共的極權體制塗脂抹粉，更不是想為曾蔭權開脫錯誤；恰恰相反，我是要提供一個現代中國官方民主概念的系譜，循此才能看到曾蔭權的真正問題。
首先，我們要注意曾蔭權的言論其實是有所本的。曾有學者專門做過研究，指出自從鄧小平上台執政之後，「人民民主」這個說法出現的頻率就急劇減少了，政府甚至連「民主」二字都不大願談，直到最近幾年才有改變。與此同時，「穩定」和「發展」成了新的關鍵詞，「革命」則逐步讓位予「改革」。鄧小平不喜多言「民主」不是因為他獨裁(不要忘記講民主講得最多的正是大獨裁者毛澤東)，而是因為他把「民主」(更準確地說，是「人民民主」)和文化大革命放在了一起。其實這也不是他一個人的想法，在很多重新出山的老幹部眼中，文革裏的打砸搶，十年浩劫的種種亂象就是一種最極端的民主，「把權力交給人民」的最可怕結果；簡單地說，暴民政治。
從這個角度上看，曾蔭權甚至相當熟悉國情。問題是一個生長在英國殖民地，曾在哈佛攻讀公共行政的香港仔怎麼會接受如此一種非西方主流的民主觀？怎麼會認同「文革等於徹底民主」這種後文革老幹部的看法呢？我想這就是曾蔭權那種殖民地政務官的基本意識形態在發揮作用了。大家不妨比對一下他的言論和葉劉淑儀也要為之認錯的「希特拉也是民主產生」那番話。這兩位前高級公務員，一個說文革是徹底的民主，一個說民主也會選出暴君，表達出來的難道不是同一種心態嗎？對這群經歷了重重考驗，晉身殖民管治機器高層的精英來講，人民是盲從的，人民是愚蠢的。只要給他們權力，他們要不是肆無忌憚地挑戰建制，就是挑出一個懂得煽惑人心的可怕惡魔。民主因此絕對有可能危害管治，破壞穩定。所以人民是要小心提防的，只有一群精英才懂得怎樣駕馭他們，把穩定帶給社會，在「穩定中謀求發展」。
換句話說，殖民地官僚的想法，和後文革時期那種「少談政治多講經濟，少談民主多講穩定」的意識形態是親和的。他們都很害怕人民；他們都以為只要一不小心，民主就會滑向民粹。這才是曾蔭權的真正問題，他一方面鼓吹更多的公民參與，但另一方面卻打從骨子裏不信任人民。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 4:40 AM 0 comments
Tuesday, August 28, 2007
明報：伊戰歸來 美兵傷在身痛在心
伊戰歸來 美兵傷在身痛在心
美攝影師代訴哀愁 2007年8月27日
【明報專訊】這是一張令人觸目驚心的結婚照。身穿美國海軍陸戰隊軍服的新郎，沒有鼻子、頭髮、耳朵；站在他身邊的新娘目光怪異，像在訴說悲哀與無奈，也像流露出憤怒與恐懼。它不是惡作劇，而是美國攝影師伯曼(Nina Berman)捕捉的征伊受傷美兵的生活照。
新郎是24歲的西格爾。他在伊拉克服役時，遭遇自殺襲擊。炸彈震碎了其頭骨、炸斷了一條手臂。他的臉被火燒眦，一隻眼失明。如今他的腦袋裏裝了一塊塑膠頭蓋，一隻腳趾移植當右手拇指，左手肘部以下切除。
無臉新郎 移植腳趾當拇指
西格爾無疑是駐伊美兵悲歌的代表，但他並不是唯一的人。在紐約Jen Bekman藝廊舉辦的伊拉克傷兵攝影展中，照片主角手腳殘缺是家常便飯。
美國03年侵伊不久，伯曼便開始為返國的受傷美兵拍照。她走訪山村小鎮，拍攝傷兵日常生活。她的最初動力，源自對美國媒體報道戰爭手法的不滿。「你不斷聽媒體報道傷亡的消息，但從未看到真實影像。這令我憤怒，並開始拍照。」與表面傷痕相比，伯曼更希望拍攝傷兵的內心創傷。「我單獨對他們拍照，通在他們的房裏，在我看來，它們就像籠牢。他們陷入孤立無援。」
伯曼視自己為「中立觀察者」，但坦承這些照片無可避免傳遞出反戰信息。在伯曼接觸的傷兵中，很少人開口直認對出征懊悔，但人人都被悲哀的情緒籠罩。「他們當中有些人帶覑夢想與希望從軍，卻在錯誤時間出現在錯誤地點，結果換來一場空。」
「帶夢從軍換一場空」
伯曼說，在所有拍攝對象中，最不幸的是21歲的羅斯。他在爆炸中雙眼失明，喪失一腿，回國後多次企圖自殺。羅斯如今在賓夕法尼亞一鄉村獨自生活。「我失去了腿和視力，全身都是炮彈碎片。」但他堅稱：「我沒有任何遺憾。」
法新社 ¶ 3:05 PM 0 comments
美攝影師代訴哀愁 2007年8月27日
【明報專訊】這是一張令人觸目驚心的結婚照。身穿美國海軍陸戰隊軍服的新郎，沒有鼻子、頭髮、耳朵；站在他身邊的新娘目光怪異，像在訴說悲哀與無奈，也像流露出憤怒與恐懼。它不是惡作劇，而是美國攝影師伯曼(Nina Berman)捕捉的征伊受傷美兵的生活照。
新郎是24歲的西格爾。他在伊拉克服役時，遭遇自殺襲擊。炸彈震碎了其頭骨、炸斷了一條手臂。他的臉被火燒眦，一隻眼失明。如今他的腦袋裏裝了一塊塑膠頭蓋，一隻腳趾移植當右手拇指，左手肘部以下切除。
無臉新郎 移植腳趾當拇指
西格爾無疑是駐伊美兵悲歌的代表，但他並不是唯一的人。在紐約Jen Bekman藝廊舉辦的伊拉克傷兵攝影展中，照片主角手腳殘缺是家常便飯。
美國03年侵伊不久，伯曼便開始為返國的受傷美兵拍照。她走訪山村小鎮，拍攝傷兵日常生活。她的最初動力，源自對美國媒體報道戰爭手法的不滿。「你不斷聽媒體報道傷亡的消息，但從未看到真實影像。這令我憤怒，並開始拍照。」與表面傷痕相比，伯曼更希望拍攝傷兵的內心創傷。「我單獨對他們拍照，通在他們的房裏，在我看來，它們就像籠牢。他們陷入孤立無援。」
伯曼視自己為「中立觀察者」，但坦承這些照片無可避免傳遞出反戰信息。在伯曼接觸的傷兵中，很少人開口直認對出征懊悔，但人人都被悲哀的情緒籠罩。「他們當中有些人帶覑夢想與希望從軍，卻在錯誤時間出現在錯誤地點，結果換來一場空。」
「帶夢從軍換一場空」
伯曼說，在所有拍攝對象中，最不幸的是21歲的羅斯。他在爆炸中雙眼失明，喪失一腿，回國後多次企圖自殺。羅斯如今在賓夕法尼亞一鄉村獨自生活。「我失去了腿和視力，全身都是炮彈碎片。」但他堅稱：「我沒有任何遺憾。」
法新社 ¶ 3:05 PM 0 comments
Saturday, June 02, 2007
學習哈佛 ／梁文道 (學生報 二之一)
明報
A06 港聞 筆陣 By 梁文道 2007-05-17
標示關鍵字
學習哈佛
轟動一時的哈佛情色刊物H Bomb，最近終於失去了它的正式學生組織地位。不是因為它的內容太色情，也不是它太冒犯社會禁忌，而是它的編輯隊伍太不成氣候。想當年這份刊物草創之時，曾是全美國傳媒的熱門話題之一，大家都想看看哈佛學生搞「色情」可以搞到什麼地步，而哈佛校方的容忍程度又可以有多大。
除了很不草根甚至有點專業的討論之外， H Bomb還有許多小說、散文與詩，談的全都是性。當然啦，外人最關心的還是那些性感照片，因為大部分的模特兒都是哈佛的學生，他們不只奉獻自己的身體形象，還暢快談論性經驗。
這到底是不是本「鹹書」（porn）呢？ H Bomb的網頁如此回答： 「這要由你來決定了，我們認為它不是……假如你還沒有成熟到能夠區分好玩的裸體照與色情的地步，你大概不該閱讀H Bomb。」但是藝術和色情又該怎樣區分？ 「你開玩笑嗎？藝術和色情的差異是種主觀的區別，它完全依賴個人的文化價值。與其設定它自己的議程， HBomb鼓勵持不同意見投稿者之間的討論。」
這是學生的看法，哈佛校方又做了什麼來回應外間的議論呢？幾乎什麼也沒有。起初他們也很關心「哈佛學生搞鹹書」的傳聞，但後來校方的「學院生活委員會」還是讓H Bomb登記註冊，取得「正式哈佛學生刊物」的地位，而且完全沒有審查，也不干預編採。此外，哈佛大學的學生會也贊助了H Bomb一筆。
不過，3 年來H Bomb才出過兩期，現在就已經陷入停滯的狀態了。由於根本符合不了至少要有兩名職員和年度預算計劃的規定，所以哈佛學院助理院長（AssistantDean of the College）Paul J. McLoughlin Ⅱ只好告訴記者，剩下一名職員的H Bomb 儘管可以自行出版，但不能再擁有正式刊物的地位。他說： 「或許每個人都想看這本雜誌，但沒人願意辦好它。」
相比之下，耶魯的學生就爭氣得多了。他們的年度「性愛周」（sex week）固然愈辦愈生猛，他們的性雜誌也健健康康地活了下來。最近一期還有篇非常詳盡的長文，條分縷析地把女陰分成18 部分逐步解釋，教導大家怎樣恰當地刺激它們，好使伴侶獲得莫大的快感。為免本日《明報》也有被列作二級淫褻及不雅刊物的風險，就請恕我不再引述翻譯了。
如果各位讀者有興趣的話，請隨便上網查索，在傳統的長春藤盟校和牛劍之外，國際級名校學生辦的「情色」刊物和網站簡直多不勝數，其中更不乏學生會資助且校方認可的例子。請拿它們和最近惹起爭議的《中大學生報》比一比，假如我是陶傑的話，我一定會說這就是真正世界級與第三世界「亞洲國際城市」的分別了。
但是說了這麼多哈佛與耶魯的故事，目的當然不只是為了突顯開放與保守的分別，更不是要諷刺近年好些教育界高人言必稱哈佛的習性，而是要指出在處理相近課題時的不同方式。
首先，我們看見了哈佛校方緊守本分，絕不輕言審查，更不動用什麼紀律審裁的機制，而是按章辦事。假如HBomb想要在校內發放，想要獲得校內各種組織各類人等的資助和廣告，它就要經過「學院生活委員會」的審核。這個委員會不審核未來刊物的內容，它看的是主辦者在組織和預算等形式問題上是否符合規定。雖然哈佛大學也「關切」學生出版色情刊物的傳聞，但是他們很小心地避開了由內容審查引伸的言論自由問題。正如H Bomb 的網頁所言，色情是很難客觀定義的，校方強行介入只會徒增煩惱。
比起香港中文大學處理此次學生報情色版的手法，其中高下之別實在是太巨大了。最令人難以理解的是遇到了社會爭議，中大校方不去發揮學府自由開放而嚴肅的本色，既不是把事件直接交給學生自己解決；也不是退而求其次，召開研討座談或公聽會，讓各方暢所欲言自由辯論；卻是先行假設學生「犯事」，一步就跳到了紀律審議的機制，更在閉門且被告缺席的情下判定了學生有罪。縱使校方後來表示願意在法律上援助學生，他們那種為求迅速對付外界壓力和傳媒審查，忘卻大學根本的心態已經暴露無遺。這次事件當然是一場公關危機，但大學怎麼可以在面對它的時候不顧大學的身分呢？
其次我們再看學生方面的問題。無論是哈佛還是耶魯，他們的情色刊物在分量和質量上都比《中大學生報》的情色版重得多；但細閱之後，你會發現它們的編輯充分考慮到了讀者，很用心地在傳達自己的想法。反觀《中大學生報》的溝通技巧就太嫩了。
《中大學生報》的出版委員會在5 月8 日發出的公開信裏聲明： 「我們不反對學術性的談性，亦有這個能力，但這種經過消毒的象牙塔口吻究竟排拒了什麼社群？基層人士有多少能以這種語言表達自己性的經驗。」我非常認同有些引起爭議的話題和觸及社會禁忌的體驗經過學術語言的包裝之後，會變得乾乾淨淨，甚至令大眾難以理解。但是《中大學生報》的主要讀者就是大學生，難道他們都是不能使用學術語言的「基層人士」嗎？其實編輯們根本用不引經據典，也不必找專家解說，他們照樣可以使用淺白的語言去刺激大家思考。就以成為焦點的那份問卷裏的兩條問題為例，與其只是去問讀者最想和哪一種動物做愛，何不簡單地多補幾句，問大家「贊不贊成人獸交」，「理由又是什麼」。這都是很多哲學課堂上會讓大家思考討論的問題，也不見得有多學術多專業，不是嗎？《中大學生報》的出版委員會雖然在上述公開信中表達了「加入多元的性想像」和「打破一元性的論述，解放遭這論述壓迫的弱勢者」的意願。不過很可惜，他們既沒有掌握清楚讀者的背景，也沒有找到更有效的表達方式。至於性禁忌觸發的社會現象和香港主流傳媒的偽善與保守，我們下回再談。【二之一】
文章編號: 200705170040015 ¶ 1:47 PM 0 comments
A06 港聞 筆陣 By 梁文道 2007-05-17
標示關鍵字
學習哈佛
轟動一時的哈佛情色刊物H Bomb，最近終於失去了它的正式學生組織地位。不是因為它的內容太色情，也不是它太冒犯社會禁忌，而是它的編輯隊伍太不成氣候。想當年這份刊物草創之時，曾是全美國傳媒的熱門話題之一，大家都想看看哈佛學生搞「色情」可以搞到什麼地步，而哈佛校方的容忍程度又可以有多大。
除了很不草根甚至有點專業的討論之外， H Bomb還有許多小說、散文與詩，談的全都是性。當然啦，外人最關心的還是那些性感照片，因為大部分的模特兒都是哈佛的學生，他們不只奉獻自己的身體形象，還暢快談論性經驗。
這到底是不是本「鹹書」（porn）呢？ H Bomb的網頁如此回答： 「這要由你來決定了，我們認為它不是……假如你還沒有成熟到能夠區分好玩的裸體照與色情的地步，你大概不該閱讀H Bomb。」但是藝術和色情又該怎樣區分？ 「你開玩笑嗎？藝術和色情的差異是種主觀的區別，它完全依賴個人的文化價值。與其設定它自己的議程， HBomb鼓勵持不同意見投稿者之間的討論。」
這是學生的看法，哈佛校方又做了什麼來回應外間的議論呢？幾乎什麼也沒有。起初他們也很關心「哈佛學生搞鹹書」的傳聞，但後來校方的「學院生活委員會」還是讓H Bomb登記註冊，取得「正式哈佛學生刊物」的地位，而且完全沒有審查，也不干預編採。此外，哈佛大學的學生會也贊助了H Bomb一筆。
不過，3 年來H Bomb才出過兩期，現在就已經陷入停滯的狀態了。由於根本符合不了至少要有兩名職員和年度預算計劃的規定，所以哈佛學院助理院長（AssistantDean of the College）Paul J. McLoughlin Ⅱ只好告訴記者，剩下一名職員的H Bomb 儘管可以自行出版，但不能再擁有正式刊物的地位。他說： 「或許每個人都想看這本雜誌，但沒人願意辦好它。」
相比之下，耶魯的學生就爭氣得多了。他們的年度「性愛周」（sex week）固然愈辦愈生猛，他們的性雜誌也健健康康地活了下來。最近一期還有篇非常詳盡的長文，條分縷析地把女陰分成18 部分逐步解釋，教導大家怎樣恰當地刺激它們，好使伴侶獲得莫大的快感。為免本日《明報》也有被列作二級淫褻及不雅刊物的風險，就請恕我不再引述翻譯了。
如果各位讀者有興趣的話，請隨便上網查索，在傳統的長春藤盟校和牛劍之外，國際級名校學生辦的「情色」刊物和網站簡直多不勝數，其中更不乏學生會資助且校方認可的例子。請拿它們和最近惹起爭議的《中大學生報》比一比，假如我是陶傑的話，我一定會說這就是真正世界級與第三世界「亞洲國際城市」的分別了。
但是說了這麼多哈佛與耶魯的故事，目的當然不只是為了突顯開放與保守的分別，更不是要諷刺近年好些教育界高人言必稱哈佛的習性，而是要指出在處理相近課題時的不同方式。
首先，我們看見了哈佛校方緊守本分，絕不輕言審查，更不動用什麼紀律審裁的機制，而是按章辦事。假如HBomb想要在校內發放，想要獲得校內各種組織各類人等的資助和廣告，它就要經過「學院生活委員會」的審核。這個委員會不審核未來刊物的內容，它看的是主辦者在組織和預算等形式問題上是否符合規定。雖然哈佛大學也「關切」學生出版色情刊物的傳聞，但是他們很小心地避開了由內容審查引伸的言論自由問題。正如H Bomb 的網頁所言，色情是很難客觀定義的，校方強行介入只會徒增煩惱。
比起香港中文大學處理此次學生報情色版的手法，其中高下之別實在是太巨大了。最令人難以理解的是遇到了社會爭議，中大校方不去發揮學府自由開放而嚴肅的本色，既不是把事件直接交給學生自己解決；也不是退而求其次，召開研討座談或公聽會，讓各方暢所欲言自由辯論；卻是先行假設學生「犯事」，一步就跳到了紀律審議的機制，更在閉門且被告缺席的情下判定了學生有罪。縱使校方後來表示願意在法律上援助學生，他們那種為求迅速對付外界壓力和傳媒審查，忘卻大學根本的心態已經暴露無遺。這次事件當然是一場公關危機，但大學怎麼可以在面對它的時候不顧大學的身分呢？
其次我們再看學生方面的問題。無論是哈佛還是耶魯，他們的情色刊物在分量和質量上都比《中大學生報》的情色版重得多；但細閱之後，你會發現它們的編輯充分考慮到了讀者，很用心地在傳達自己的想法。反觀《中大學生報》的溝通技巧就太嫩了。
《中大學生報》的出版委員會在5 月8 日發出的公開信裏聲明： 「我們不反對學術性的談性，亦有這個能力，但這種經過消毒的象牙塔口吻究竟排拒了什麼社群？基層人士有多少能以這種語言表達自己性的經驗。」我非常認同有些引起爭議的話題和觸及社會禁忌的體驗經過學術語言的包裝之後，會變得乾乾淨淨，甚至令大眾難以理解。但是《中大學生報》的主要讀者就是大學生，難道他們都是不能使用學術語言的「基層人士」嗎？其實編輯們根本用不引經據典，也不必找專家解說，他們照樣可以使用淺白的語言去刺激大家思考。就以成為焦點的那份問卷裏的兩條問題為例，與其只是去問讀者最想和哪一種動物做愛，何不簡單地多補幾句，問大家「贊不贊成人獸交」，「理由又是什麼」。這都是很多哲學課堂上會讓大家思考討論的問題，也不見得有多學術多專業，不是嗎？《中大學生報》的出版委員會雖然在上述公開信中表達了「加入多元的性想像」和「打破一元性的論述，解放遭這論述壓迫的弱勢者」的意願。不過很可惜，他們既沒有掌握清楚讀者的背景，也沒有找到更有效的表達方式。至於性禁忌觸發的社會現象和香港主流傳媒的偽善與保守，我們下回再談。【二之一】
文章編號: 200705170040015 ¶ 1:47 PM 0 comments
淫審處是怎麼被騎劫的？／梁文道 (學生報 二之二)
明報 筆陣
淫審處是怎麼被騎劫的？／梁文道 2007年5月24日
http://www.mingpaonews.com/20070524/msa.htm
【明報專訊】基督教是美國最重要的一股政治力量，這早就不是秘密了。美國總統布殊之所以能夠連任，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福音派基督徒的大力助拳。在他經歷過的兩次大選之中，「道德價值」一直是最閃亮的議題。許多福音派牧師呼籲信徒投票給「一個真正捍衛美國的上帝僕人」，攻擊支持墮胎合法化的民主黨候選人克里。此外還有些保守的天主教主教甚至聲稱，凡是投票給克里的教友都該遭到「驅逐」。除了墮胎之外，這批福音派基督徒還關心下列與道德攸關的課題﹕幹細胞研究、安樂死、同性婚姻、同志參軍、法官可否在法庭呈示十誡、公立學校可不可以舉行早禱會、公立學校在演化論之外能不能教授「智能設計論」等等。這全是福音派基督徒用以判別忠奸的標準，也是他們做政治決定(例如投票)的重要依據。
安徒在〈文化戰爭 道德聖戰〉(《明報》《星期日生活》，2007年5月20日)一文中說得極是，這股潮流已經溢出美國奔向全球。他直指「美國右翼福音派基督徒的香港代理人」把這種「道德聖戰」引入香港，試圖在港掀起類近的討伐工程。他又提到「按照他們的理論，大眾傳媒原都是令社會道德沉淪的罪魁禍首，但他們並不像在美國那邊，滿足於在自己的教會刊物，教會禮拜的宣道場合，宣揚他們的反世俗、反大眾傳媒的論調。他們反而積極利用大眾傳媒，配合傳媒的嘩眾取寵操作，不斷製造社會道德議題，不斷渲染道德恐慌」。
不過我願意在此補充一點，美國的福音派勢力也不只是在自己的地盤裏活動；相反地，他們大舉介入大眾傳媒，甚至設法滲透各種政治團體，以擴大自己的影響力。否則共和黨就不會發生這種從東岸保守主義挪向南方「聖經地帶」的宗教化轉向了。而且部分香港福音派基督徒也採用了美國同道的手法，那就是「騎劫」一些公共機構，使之成為自己宣教傳道的利器。
然而正如安徒所言，美國與香港的土壤究竟不同。美國向來有個相當強大的基督教背景，有許多人相信自己是「One nation under God」。所以美國現在才會出現法學家Ronald Dworkin所說的「它到底是一個寬容不信者的宗教國家，還是一個寬容宗教的世俗國家」(A religious nation that tolerates nonbelief ? Or a secular nation that tolerates religion?)的爭論。與之相比，香港卻是一個非常世俗化的社會，基督徒的數目本就不多，福音派更只是其中一部分，他們要怎樣「騎劫」社會共有的公共機構呢？其中一個辦法就是利用「淫褻物品審裁處」的漏洞了。
我們知道每個社會皆有其道德底線，不能任由觸犯這條底線的文化物品流通，暴露在毫無防備的大眾面前。可是誰來界定這條底線呢？誰去把這道關口，決定什麼東西可以流通什麼不行呢？近日備受爭議的「淫褻物品審裁處」就是這麼一道關口了。
平心而論，淫褻物品審裁處的設置原理和運作方式要比許多純粹由官員把持的模式好得多(例如大陸)，起碼它一不隸屬行政部門，二是向社會公開招募負責評級工作的審裁員，三是被動審查而非主動預先檢驗所有文化產品。它代表了整個社會去判斷什麼東西是主流可以接受的，什麼東西又是違反了主流價值觀而應該處罰甚至禁制的。但是我們只能期盼它有一套判斷方向和大原則，卻不能要求它有全盤且具體的清晰判準。一來因為所謂社會主流的道德觀不是那麼穩定，總會因時而變；二來則是太過具體的條文並不實際，可能會過緊地管束了許多無辜的文化物品，也可能會放過了一些表面上不觸犯標準但實際上有乖倫常的東西。
因此「淫褻物品審裁處」必須組成一群有代表性的審裁團，他們來自四面八方，職業背景各有不同，是整個社會的樣本，代替大家去掌握社會道德的關口，代表大家去施行一組相對客觀的道德審裁，所以他們的人數不能過少，更不可以全是擁有某套特定價值觀的群體，因為這個社會是多元的，其成員的道德標準也不可能完全一致。
現在的問題正是我們不知道這些審裁員的錄用標準是什麼，也不知道有關部門在決定人選時會不會考慮宗教背景。理論上每一種宗教皆有其特定的價值觀和道德標準，假如香港是一個世俗化的多元社會，負責把守道德關口的這些審裁員就不應該全是某個宗教的信徒，也不可能讓某個宗教的信徒甚至神職人員佔去全體審裁員的較高比例。如果「淫審處」的審裁員有一定比例的基督徒，它是否也該招募合乎人口比例的佛教徒、伊斯蘭教徒以及沒有任何宗教信仰的市民呢？
雖然「淫褻物品審裁處」也知道往日審裁員人數過少，日常參與審裁工作的更只是少數成員(「源遠流長」的文物大衛像當年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被評定為「二級不雅物品」的)，所以大幅增加了審裁員數目至300餘人。可是由於審裁工作多在日間的上班時間舉行，所以真正經常參與審裁的仍然只是那些可以自由調動時間，以及特別關心道德問題也因此最有動力的審裁員。
說到「特別關心道德問題也因此最有動力的審裁員」，我們必須了解價值觀最開放的人通常不是最關心道德問題的人。相反地，價值觀最保守，最覺得「世風日下，道德淪亡」的那一群人才會常常感到被冒犯，從而出力捍衛道德標準。例如在美國政壇主動發起道德議題的往往不是所謂的自由派，而是右翼福音派基督徒。
現在的淫褻物品審裁員裏就有這麼一批最有興趣淨化道德標準的人，他們組成了「淫褻物品審裁員協會」。請注意這個協會不是官方機構，也不代表全體審裁員；但它偏偏成了全體審裁員的發言人，其主席葉國興有時更被某些媒體誤以為是「淫褻物品審裁處主席」。每一回的審裁工作都是獨立的，每一個審裁員也都會在顧及審裁標準一致性的前提下獨立判斷。然而，這個由熱心審裁員主動組織的協會一方面對外發言，令大眾以為全體審裁員真有一套共通的判準；對內則以其資深成員的身分，形成一個評審傳統，使法官在評審會議上要不時提醒新進審裁員「一致性」的重要。許多人都拿法庭的陪審員來比較這些審裁員，請問我們何時聽說過有「資深陪審員」這種人？又何曾見過陪審員自發組成「陪審員協會」呢？
同樣地，最熱中去「淫褻物品審裁處」投訴的，其實也是一小部分最關心道德問題的人。就以「明光社」為例，在他們得到影視處資助的「傳媒教育工作坊」裏，其中一個針對中學生的活動就是模仿影視處和審裁員的工作，學習從寫投訴信給影視處，到影視處決定要不要把投訴提交審裁處，再到審裁員審理投訴的全部過程。他們甚至鼓勵同學撰寫投訴信給影視處，以「給同學實踐的機會」。歷年以來，到底有多少投訴信是這樣子產生出來的呢？又到底有多少物品是在這樣的過程裏被判為「不雅」的呢？
每當遇到批評，「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老是喜歡強調他們也有言論自由，而「投訴的自由也是一種言論自由」。可是，言論自由的首要目標難道不是在公共領域裏交流意見，互相辯論嗎？與其學習怎樣向影視處投訴，為何不重教導學生辯論道德議題的理據，向報刊投訴呢？與其主動邀請國家機器介入，為什麼不積極鼓動學生和同道投書媒體，多點參與公開的討論呢？以《中大學生報》的事件為例，同學們主辦論壇，「明光社」卻避不參加。難道他們認為比起面向社會公開研討，寫投訴信讓三個人閉門審裁才是行使言論自由的最好辦法嗎？
香港不是美國，我們是一個非常世俗化的社會，我們應該尊重所有宗教所有團體的價值觀；但是我們不能讓任何一個團體把它的價值觀強加在整個社會之上。但是現在我們卻目睹一部分人怎樣巧妙地掌握了現存體制的運作，發揮槓桿力量，將社會公器變成自己的「宗教裁判所」。近日投訴聖經的行動就是對這種局面的激烈反應，它一方面準確暴露了現行制度的荒謬；另一方面卻激起了對抗宗教的情緒(我想這是「明光社」等人始料未及的)，助長了全民投訴的逆潮。我為希望經此一役，大家都能靜下心來，不要再動不動就用投訴的方式捲入國家機器，一起回歸平等開放自由的公共空間。起碼在文化和意識形態的領域裏，我們該盡量保持「大社會，小政府」。【二之二】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淫審處是怎麼被騎劫的？／梁文道 2007年5月24日
http://www.mingpaonews.com/20070524/msa.htm
【明報專訊】基督教是美國最重要的一股政治力量，這早就不是秘密了。美國總統布殊之所以能夠連任，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福音派基督徒的大力助拳。在他經歷過的兩次大選之中，「道德價值」一直是最閃亮的議題。許多福音派牧師呼籲信徒投票給「一個真正捍衛美國的上帝僕人」，攻擊支持墮胎合法化的民主黨候選人克里。此外還有些保守的天主教主教甚至聲稱，凡是投票給克里的教友都該遭到「驅逐」。除了墮胎之外，這批福音派基督徒還關心下列與道德攸關的課題﹕幹細胞研究、安樂死、同性婚姻、同志參軍、法官可否在法庭呈示十誡、公立學校可不可以舉行早禱會、公立學校在演化論之外能不能教授「智能設計論」等等。這全是福音派基督徒用以判別忠奸的標準，也是他們做政治決定(例如投票)的重要依據。
安徒在〈文化戰爭 道德聖戰〉(《明報》《星期日生活》，2007年5月20日)一文中說得極是，這股潮流已經溢出美國奔向全球。他直指「美國右翼福音派基督徒的香港代理人」把這種「道德聖戰」引入香港，試圖在港掀起類近的討伐工程。他又提到「按照他們的理論，大眾傳媒原都是令社會道德沉淪的罪魁禍首，但他們並不像在美國那邊，滿足於在自己的教會刊物，教會禮拜的宣道場合，宣揚他們的反世俗、反大眾傳媒的論調。他們反而積極利用大眾傳媒，配合傳媒的嘩眾取寵操作，不斷製造社會道德議題，不斷渲染道德恐慌」。
不過我願意在此補充一點，美國的福音派勢力也不只是在自己的地盤裏活動；相反地，他們大舉介入大眾傳媒，甚至設法滲透各種政治團體，以擴大自己的影響力。否則共和黨就不會發生這種從東岸保守主義挪向南方「聖經地帶」的宗教化轉向了。而且部分香港福音派基督徒也採用了美國同道的手法，那就是「騎劫」一些公共機構，使之成為自己宣教傳道的利器。
然而正如安徒所言，美國與香港的土壤究竟不同。美國向來有個相當強大的基督教背景，有許多人相信自己是「One nation under God」。所以美國現在才會出現法學家Ronald Dworkin所說的「它到底是一個寬容不信者的宗教國家，還是一個寬容宗教的世俗國家」(A religious nation that tolerates nonbelief ? Or a secular nation that tolerates religion?)的爭論。與之相比，香港卻是一個非常世俗化的社會，基督徒的數目本就不多，福音派更只是其中一部分，他們要怎樣「騎劫」社會共有的公共機構呢？其中一個辦法就是利用「淫褻物品審裁處」的漏洞了。
我們知道每個社會皆有其道德底線，不能任由觸犯這條底線的文化物品流通，暴露在毫無防備的大眾面前。可是誰來界定這條底線呢？誰去把這道關口，決定什麼東西可以流通什麼不行呢？近日備受爭議的「淫褻物品審裁處」就是這麼一道關口了。
平心而論，淫褻物品審裁處的設置原理和運作方式要比許多純粹由官員把持的模式好得多(例如大陸)，起碼它一不隸屬行政部門，二是向社會公開招募負責評級工作的審裁員，三是被動審查而非主動預先檢驗所有文化產品。它代表了整個社會去判斷什麼東西是主流可以接受的，什麼東西又是違反了主流價值觀而應該處罰甚至禁制的。但是我們只能期盼它有一套判斷方向和大原則，卻不能要求它有全盤且具體的清晰判準。一來因為所謂社會主流的道德觀不是那麼穩定，總會因時而變；二來則是太過具體的條文並不實際，可能會過緊地管束了許多無辜的文化物品，也可能會放過了一些表面上不觸犯標準但實際上有乖倫常的東西。
因此「淫褻物品審裁處」必須組成一群有代表性的審裁團，他們來自四面八方，職業背景各有不同，是整個社會的樣本，代替大家去掌握社會道德的關口，代表大家去施行一組相對客觀的道德審裁，所以他們的人數不能過少，更不可以全是擁有某套特定價值觀的群體，因為這個社會是多元的，其成員的道德標準也不可能完全一致。
現在的問題正是我們不知道這些審裁員的錄用標準是什麼，也不知道有關部門在決定人選時會不會考慮宗教背景。理論上每一種宗教皆有其特定的價值觀和道德標準，假如香港是一個世俗化的多元社會，負責把守道德關口的這些審裁員就不應該全是某個宗教的信徒，也不可能讓某個宗教的信徒甚至神職人員佔去全體審裁員的較高比例。如果「淫審處」的審裁員有一定比例的基督徒，它是否也該招募合乎人口比例的佛教徒、伊斯蘭教徒以及沒有任何宗教信仰的市民呢？
雖然「淫褻物品審裁處」也知道往日審裁員人數過少，日常參與審裁工作的更只是少數成員(「源遠流長」的文物大衛像當年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被評定為「二級不雅物品」的)，所以大幅增加了審裁員數目至300餘人。可是由於審裁工作多在日間的上班時間舉行，所以真正經常參與審裁的仍然只是那些可以自由調動時間，以及特別關心道德問題也因此最有動力的審裁員。
說到「特別關心道德問題也因此最有動力的審裁員」，我們必須了解價值觀最開放的人通常不是最關心道德問題的人。相反地，價值觀最保守，最覺得「世風日下，道德淪亡」的那一群人才會常常感到被冒犯，從而出力捍衛道德標準。例如在美國政壇主動發起道德議題的往往不是所謂的自由派，而是右翼福音派基督徒。
現在的淫褻物品審裁員裏就有這麼一批最有興趣淨化道德標準的人，他們組成了「淫褻物品審裁員協會」。請注意這個協會不是官方機構，也不代表全體審裁員；但它偏偏成了全體審裁員的發言人，其主席葉國興有時更被某些媒體誤以為是「淫褻物品審裁處主席」。每一回的審裁工作都是獨立的，每一個審裁員也都會在顧及審裁標準一致性的前提下獨立判斷。然而，這個由熱心審裁員主動組織的協會一方面對外發言，令大眾以為全體審裁員真有一套共通的判準；對內則以其資深成員的身分，形成一個評審傳統，使法官在評審會議上要不時提醒新進審裁員「一致性」的重要。許多人都拿法庭的陪審員來比較這些審裁員，請問我們何時聽說過有「資深陪審員」這種人？又何曾見過陪審員自發組成「陪審員協會」呢？
同樣地，最熱中去「淫褻物品審裁處」投訴的，其實也是一小部分最關心道德問題的人。就以「明光社」為例，在他們得到影視處資助的「傳媒教育工作坊」裏，其中一個針對中學生的活動就是模仿影視處和審裁員的工作，學習從寫投訴信給影視處，到影視處決定要不要把投訴提交審裁處，再到審裁員審理投訴的全部過程。他們甚至鼓勵同學撰寫投訴信給影視處，以「給同學實踐的機會」。歷年以來，到底有多少投訴信是這樣子產生出來的呢？又到底有多少物品是在這樣的過程裏被判為「不雅」的呢？
每當遇到批評，「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老是喜歡強調他們也有言論自由，而「投訴的自由也是一種言論自由」。可是，言論自由的首要目標難道不是在公共領域裏交流意見，互相辯論嗎？與其學習怎樣向影視處投訴，為何不重教導學生辯論道德議題的理據，向報刊投訴呢？與其主動邀請國家機器介入，為什麼不積極鼓動學生和同道投書媒體，多點參與公開的討論呢？以《中大學生報》的事件為例，同學們主辦論壇，「明光社」卻避不參加。難道他們認為比起面向社會公開研討，寫投訴信讓三個人閉門審裁才是行使言論自由的最好辦法嗎？
香港不是美國，我們是一個非常世俗化的社會，我們應該尊重所有宗教所有團體的價值觀；但是我們不能讓任何一個團體把它的價值觀強加在整個社會之上。但是現在我們卻目睹一部分人怎樣巧妙地掌握了現存體制的運作，發揮槓桿力量，將社會公器變成自己的「宗教裁判所」。近日投訴聖經的行動就是對這種局面的激烈反應，它一方面準確暴露了現行制度的荒謬；另一方面卻激起了對抗宗教的情緒(我想這是「明光社」等人始料未及的)，助長了全民投訴的逆潮。我為希望經此一役，大家都能靜下心來，不要再動不動就用投訴的方式捲入國家機器，一起回歸平等開放自由的公共空間。起碼在文化和意識形態的領域裏，我們該盡量保持「大社會，小政府」。【二之二】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Labels: 中大學生報, 明報, 梁文道, 美國右翼, 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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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學文﹕學生報事件與道德失語症
余學文﹕學生報事件與道德失語症
(明報) 06月 01日 星期五 05:05AM
http://hk.news.yahoo.com/070531/12/28kf1.html
【明報專訊】梁文道在5月24日「筆陣」之中，批評淫褻及不雅物品審裁處被一群基要派基督徒騎劫。梁先生分析道，這是因為「價值觀最開放的人通常不是最關心道德問題的人」。他建議社會「靜下心
來，不要再動不動就用投訴的方式捲入國家機器」。
在支持和反對學生報的陣營相持不下、水火不容的時候，呼籲大家靜下心來，無疑是狂熱之中的一劑清涼劑。然而，在呼籲大家靜心之前，又要先向反對陣營和淫褻及不雅物品審裁處提出嚴厲的指控。這樣的言論，對於平息風波，恐怕並無助益。
梁文一開始就假定，反對陣營只是少數基督教界的人士，所以才有所謂「騎劫」的指控。可是事實是，支持學生報的意見才是少數。
調查顯示，七成四的受訪者對學生報的問卷反感（見5月24日《信報》）。當然，多數不等於真理，但是至少我們可以肯定，淫褻及不雅物品審裁處受到小眾騎劫的批評，對淫褻及不雅物品審裁處並不公平。
反省這次學生報的風波，最關鍵的問題並不是誰對誰錯，而是一個社會如何就道德問題展開理性的討論。在這次事件裏，我們看見罵戰雙方根本沒有一套共同的語言，對話因而無從展開。支持陣營所講的言論自由和多元，反對陣營是認同的。但是反對陣營所用的觀念，支持陣營卻完全予以否定。無論反對陣營提出任何道德觀點，都立刻被評為「佔據道德高地」，甚至被譏為「道德塔利班 」。平時反對歧視、反對刻板定型的前衛文化人，對這樣的標籤卻非常欣賞。這樣的標籤，造成了一種道德失語症：除了自由多元之外，一切的道德語言和觀念都失效。如果辯論這樣繼續下去，真理就會愈辯愈昏，而非愈辯愈明。
一場道德討論
事實是，有關學生報事件的討論，無論我們是否承認，就是一場道德討論。那些「不是最關心道德問題」的人，其實最關心一套高舉自由的道德。所以問題不是我們要不要關心道德，而是在關心道德之時，我們有沒有偏蔽。
自由多元的道德是重要的，但不等於傳統（基督教的傳統、儒釋道的傳統、伊斯蘭的傳統等等）的道德就不重要。所有在日常生活之中有用的道德觀念，都應引入討論。這些道德觀念至少包括支持陣營所強調的言論自由和多元，和反對陣營所強調的體統、風俗、秩序、美德、責任等。在討論問題的時候，雙方的道德觀念全都應該納入考慮，不能先天地加以排斥。
荀子說：「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要避免闇於大理，唯一的方法就是正視這個道德的立體全貌。這樣，我們才能擺脫目前道德失語症的困境。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將罵戰轉化為建設性的討論，並減少因道德罵戰而造成的社會內耗。 ¶ 1:26 PM 0 comments
(明報) 06月 01日 星期五 05:05AM
http://hk.news.yahoo.com/070531/12/28kf1.html
【明報專訊】梁文道在5月24日「筆陣」之中，批評淫褻及不雅物品審裁處被一群基要派基督徒騎劫。梁先生分析道，這是因為「價值觀最開放的人通常不是最關心道德問題的人」。他建議社會「靜下心
來，不要再動不動就用投訴的方式捲入國家機器」。
在支持和反對學生報的陣營相持不下、水火不容的時候，呼籲大家靜下心來，無疑是狂熱之中的一劑清涼劑。然而，在呼籲大家靜心之前，又要先向反對陣營和淫褻及不雅物品審裁處提出嚴厲的指控。這樣的言論，對於平息風波，恐怕並無助益。
梁文一開始就假定，反對陣營只是少數基督教界的人士，所以才有所謂「騎劫」的指控。可是事實是，支持學生報的意見才是少數。
調查顯示，七成四的受訪者對學生報的問卷反感（見5月24日《信報》）。當然，多數不等於真理，但是至少我們可以肯定，淫褻及不雅物品審裁處受到小眾騎劫的批評，對淫褻及不雅物品審裁處並不公平。
反省這次學生報的風波，最關鍵的問題並不是誰對誰錯，而是一個社會如何就道德問題展開理性的討論。在這次事件裏，我們看見罵戰雙方根本沒有一套共同的語言，對話因而無從展開。支持陣營所講的言論自由和多元，反對陣營是認同的。但是反對陣營所用的觀念，支持陣營卻完全予以否定。無論反對陣營提出任何道德觀點，都立刻被評為「佔據道德高地」，甚至被譏為「道德塔利班 」。平時反對歧視、反對刻板定型的前衛文化人，對這樣的標籤卻非常欣賞。這樣的標籤，造成了一種道德失語症：除了自由多元之外，一切的道德語言和觀念都失效。如果辯論這樣繼續下去，真理就會愈辯愈昏，而非愈辯愈明。
一場道德討論
事實是，有關學生報事件的討論，無論我們是否承認，就是一場道德討論。那些「不是最關心道德問題」的人，其實最關心一套高舉自由的道德。所以問題不是我們要不要關心道德，而是在關心道德之時，我們有沒有偏蔽。
自由多元的道德是重要的，但不等於傳統（基督教的傳統、儒釋道的傳統、伊斯蘭的傳統等等）的道德就不重要。所有在日常生活之中有用的道德觀念，都應引入討論。這些道德觀念至少包括支持陣營所強調的言論自由和多元，和反對陣營所強調的體統、風俗、秩序、美德、責任等。在討論問題的時候，雙方的道德觀念全都應該納入考慮，不能先天地加以排斥。
荀子說：「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要避免闇於大理，唯一的方法就是正視這個道德的立體全貌。這樣，我們才能擺脫目前道德失語症的困境。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將罵戰轉化為建設性的討論，並減少因道德罵戰而造成的社會內耗。 ¶ 1:26 PM 0 comments
郭鴻標﹕挑戰道德底線的理據 (明報)
郭鴻標﹕挑戰道德底線的理據
(明報) 05月 29日 星期二 05:05AM
http://hk.news.yahoo.com/070528/12/28a17.html
【明報專訊】作者為﹕建道神學院副教授、神學系主任及神學碩士課程主任
《中大學生報 》「情色版」事件，坊間有文章談論影視處否決將聖經 送檢乃越權的做法，亦有人批評中大反應太快卻缺乏對學生的支援等。筆者認為甚少文章討論《中大學生報》編輯人員及出版委員會的行為反映什麼意識形態。筆者作為中大校友，作為神學教育工作者，希望從基督徒的角度分析學生在思維上的對錯。
挑戰權威心態 建基於自由主義性別研究
《明報》07年5月10日A28版刊出《中大學生報》出版委員會的文章，表示加入「情色版」的目的是抗拒現今香港社會單元的性論述，解放遭主流倫理論述欺壓的弱勢群體。他們認為香港社會的性論述兩極化，一方面將性視為洪水猛獸，另一方面只從醫學及生物學角度了解性。他們希望求真，毫無禁忌地分享親身的經驗和想像。出版委員會強調學術及言論自由，對主流價值觀作出質疑，大膽地將社會不容的亂倫及人獸交作深入的探討。
筆者認為大學生應該敢於創新，有獨立思想和判斷。學生們的想法正好代表當代性別研究標榜小眾文化，追求另類的立場。
在性別及文化研究領域，早有引用佛洛依德的觀點，解釋西方文明由於人類性壓抑形成圖騰與禁忌及壓制人心底潛藏的性慾而形成。這種思想假設所有人類道德規範都是違反人性，難怪學生們在這種思想薰陶下，在代表整體中大學生的報刊中，提問一個大家覺得有歪倫常的問題，亦不覺得自己過分。《中大學生報》編輯們認為問卷中關於亂倫及人獸交的問題沒有指向性，不屬於鼓吹行為。不過提問這個問題背後的意識形態，卻徹頭徹尾是假定社會主流價值壓抑人內在的性慾。
有人指出學生原意是開放地談性，卻缺乏學術上的立足點，亦有人認為學生是孩子，說話錯了亦不必打壓。筆者亦同情學生的遭遇，他們夾在真正要衝擊建制與捍衛傳統價值兩股力量中間。不過，學生們有沒有反思所接受的佛洛依德觀點的前設太偏執呢？《中大學生報》編輯們荒謬的地方是覺得香港社會性論述過分單元，需要解放遭主流倫理論述欺壓的弱勢群體。平情而論，香港怎會只有單元的性論述，堅持一夫一妻、反對同性戀的立場與鼓吹同性戀甚至爭取同性婚姻的觀點同時並存。若是要研究人對亂倫及人獸交的道德取向，理應嚴謹地設計一份可供統計研究的問卷，而不是在《中大學生報》加一份「情色版」。
社會需要維護道德價值和規律
後現代主義思想強調解構和顛覆，動搖傳統道德價值，推崇個人主義，任人縱慾而行。中國人重「存天理去人慾」，在人倫秩序中克制人的欲望。若果沒有一種外在的規範，如何平衡每個人的性交的欲望。筆者同意大學生剛開始學習獨立思考，在尋找自我的時候會反抗權威及挑戰社會建制和傳統道德標準。我們可以接納大學生思想不成熟，不過要留心，顛覆傳統倫理價值、挑戰道德底線，與科學研究和發明不同，前者是危害人心，後者是改進科技造福人類。佛洛依德形容弒父戀母的意識為「奧狄浦斯情結」，西方文學亦有以亂倫為情節描述人內心感情的矛盾。人類歷史揭示人內在的矛盾，由縱慾、霸權到建立道德規律，是智慧與文明的結晶。從基督徒的角度來看，人的道德規律反映自然規律，亂倫及人獸交實在違反天理，更違反《聖經》的神聖律。 ¶ 1:25 PM 0 comments
(明報) 05月 29日 星期二 05:05AM
http://hk.news.yahoo.com/070528/12/28a17.html
【明報專訊】作者為﹕建道神學院副教授、神學系主任及神學碩士課程主任
《中大學生報 》「情色版」事件，坊間有文章談論影視處否決將聖經 送檢乃越權的做法，亦有人批評中大反應太快卻缺乏對學生的支援等。筆者認為甚少文章討論《中大學生報》編輯人員及出版委員會的行為反映什麼意識形態。筆者作為中大校友，作為神學教育工作者，希望從基督徒的角度分析學生在思維上的對錯。
挑戰權威心態 建基於自由主義性別研究
《明報》07年5月10日A28版刊出《中大學生報》出版委員會的文章，表示加入「情色版」的目的是抗拒現今香港社會單元的性論述，解放遭主流倫理論述欺壓的弱勢群體。他們認為香港社會的性論述兩極化，一方面將性視為洪水猛獸，另一方面只從醫學及生物學角度了解性。他們希望求真，毫無禁忌地分享親身的經驗和想像。出版委員會強調學術及言論自由，對主流價值觀作出質疑，大膽地將社會不容的亂倫及人獸交作深入的探討。
筆者認為大學生應該敢於創新，有獨立思想和判斷。學生們的想法正好代表當代性別研究標榜小眾文化，追求另類的立場。
在性別及文化研究領域，早有引用佛洛依德的觀點，解釋西方文明由於人類性壓抑形成圖騰與禁忌及壓制人心底潛藏的性慾而形成。這種思想假設所有人類道德規範都是違反人性，難怪學生們在這種思想薰陶下，在代表整體中大學生的報刊中，提問一個大家覺得有歪倫常的問題，亦不覺得自己過分。《中大學生報》編輯們認為問卷中關於亂倫及人獸交的問題沒有指向性，不屬於鼓吹行為。不過提問這個問題背後的意識形態，卻徹頭徹尾是假定社會主流價值壓抑人內在的性慾。
有人指出學生原意是開放地談性，卻缺乏學術上的立足點，亦有人認為學生是孩子，說話錯了亦不必打壓。筆者亦同情學生的遭遇，他們夾在真正要衝擊建制與捍衛傳統價值兩股力量中間。不過，學生們有沒有反思所接受的佛洛依德觀點的前設太偏執呢？《中大學生報》編輯們荒謬的地方是覺得香港社會性論述過分單元，需要解放遭主流倫理論述欺壓的弱勢群體。平情而論，香港怎會只有單元的性論述，堅持一夫一妻、反對同性戀的立場與鼓吹同性戀甚至爭取同性婚姻的觀點同時並存。若是要研究人對亂倫及人獸交的道德取向，理應嚴謹地設計一份可供統計研究的問卷，而不是在《中大學生報》加一份「情色版」。
社會需要維護道德價值和規律
後現代主義思想強調解構和顛覆，動搖傳統道德價值，推崇個人主義，任人縱慾而行。中國人重「存天理去人慾」，在人倫秩序中克制人的欲望。若果沒有一種外在的規範，如何平衡每個人的性交的欲望。筆者同意大學生剛開始學習獨立思考，在尋找自我的時候會反抗權威及挑戰社會建制和傳統道德標準。我們可以接納大學生思想不成熟，不過要留心，顛覆傳統倫理價值、挑戰道德底線，與科學研究和發明不同，前者是危害人心，後者是改進科技造福人類。佛洛依德形容弒父戀母的意識為「奧狄浦斯情結」，西方文學亦有以亂倫為情節描述人內心感情的矛盾。人類歷史揭示人內在的矛盾，由縱慾、霸權到建立道德規律，是智慧與文明的結晶。從基督徒的角度來看，人的道德規律反映自然規律，亂倫及人獸交實在違反天理，更違反《聖經》的神聖律。 ¶ 1:25 PM 0 comments
Thursday, October 28, 2004
通識教育的危險／文：梁文道
通識教育的危險／文：梁文道¶ 1:32 AM 0 comments
10月 27日 星期三 01:55 更新
【明報專訊】教育是一種社會再分配財富和地位的方法。這不只是乾枯的理論陳述，
而且是很多香港人的信念和親身體驗。今天30到50歲的中產階級，有不少人都經歷過
困苦的幼年，但憑覑一己的拼搏和上進，透過教育改變了自己的生命，最終不只贏來
學位，也得到了體面和穩定的生活。這批努力而且幸運的中產階級，今天有些已為人
父母。他們格外關注子女的教育，當然就不足為奇。有趣的是，雖然自己是老一套所
謂「填鴨式」教育的成功過來人，他們卻都討厭那種使得自己得到階層上升機會的教
育方法。他們想起童年，滿是苦悶不快的記誦苦讀，和格式一致壓力奇大的
升學考試，所以他們不想自己的子女重複自己的道路，他們要求教育改革，而教改也
回應了他們。
其實教改不是什麼新鮮事，自從教育成為現代國家的責任，普及教育在全球的範圍上
施行以來，教育的改革也就從來沒有停止過。新鮮的是，近百年前由杜威和他的門徒
首倡的「進步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一種強調啟發和能力培養多於資訊
記誦的教育方法，在今天卻成為最不「進步」（或者「激進」）的路數，反而成了全
球化底下最符合各國需要的一種教育模式。所以過去20年來，「先進」的第一世界國
家莫不把教改視作國家興亡的頭等大事，而改革的大方向也莫有不從曾經很激進的「
進步教育」方法。
不要背誦，要理解﹔不要學知識，而要學學習的方法﹔不要死跟既定的課本，而要靈
活地在生活中擷取各種信息﹔不要一個人死幹的傳統功課，而要小組討論做project以
培養溝通與合作的能力﹔不要一次定生死的大型考試，而要日積月累地衡量學生的長
期表現﹔老師不是授業的活教科書，而是解惑的啟發者。這一切都不會有人反對。過
去很多中產家庭花大錢送子女進國際學校，為的就是得到這種教育。如今教改也朝這
目標前進，又怎會有家長不同意﹖於是關於教改的主流計劃也就往往局限在技術層次
。以此次的「三三四」學制改革和高中課程改革為例，大家最關心的問題�
ㄛO改革的內容，而是達至目標的方法是否可行。例如成為話題的「通識教育」，論者
都把重點放在師資充不充分，和評核方法合不合理等問題上。
其實早在70年代，就已經有些先知先覺的教育學家如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
發現這種教改有潛在的危險，而且問題不小。那就是它可能會破壞教育再分配財富和
地位的功能。30年來，隨覑這一波教育改革在先進國家的雷厲風行，也有愈來愈多的
學者實徵地證實了這種擔憂。許多低下階層的學生不僅不能在這種開放進步的教育中
得到好處，反而變得常識貧乏，與中上階級的子弟愈差愈遠。為什麼會這樣﹖這種情
是如何發生的呢﹖
即將推行的「通識教育」是近期教改中能夠說明這個問題的最佳典範。「通識教育」
是現有學科中最強調學生要有整合跨科知識、發展自主學習能力的科目。教統局文件
第27段就明言日後「學習的主要責任落在學生身上」，而「教師的角色可以是學習促
進者、資料提供者和顧問」。
關鍵就是當學生不需要再死背硬記過去被認為必要的知識時，他要怎麼樣去蒐集材料
，完成他的跨學科學習，和同學們一起去弄篇關於《戰爭與和平》（通識科的課題之
一）的報告呢﹖他不只要擁有學校不再規定記誦的某些基礎知識，還要有不錯的理解
分析和綜合能力，要有和人溝通合作的本領，更要有一定的語言表達力。這固然是學
校教育可以提供的訓練，但卻更多地來自家庭環境和社會背景，也就是所謂的「文化
資本」。
面對填鴨式教育和可以死死操練成就的考試方法，不同階層不同背景的學生，到底還
是比較平等的，因為他們需要的只是勤奮和小量的技巧組合。這也就是為什麼過去有
那麼一批為數不少的人，雖出身貧寒卻能經過教育和考試晉身中產階級。但若是要學
通識教育，一個父母均受過高等教育，自幼培養閱讀愛好，因背景良好而有充分自信
心，放假能隨家人旅行甚至遊學歐洲的少年﹔與一個來自單親領取綜援家庭，閒暇要
操持家務甚至幫助長輩工作，去一趟東莞都要左算右計的同齡同學，二者之間就可能
有極大差別了。因為表達、溝通、理解、分析和思考等種種能力所涉範圍甚
廣，而且不是單在學校有限的條件下發憤苦學就可習得。光是做功課要交研習報告，
一個有大專學歷的父母指導協助的孩子，和一個父母只有小學學歷而且日夜加班的孩
子相比，恐怕就有截然不同的成果。
所謂「學習的主要責任落在學生身上」的另一層意義，就是家庭的責任也更重大了，
凡是育有子女的夫妻都會明白。而那些子女有幸入讀強調開放教育的國際學校者，也
都心知肚明自己要比一般家長多花多少時間精力在孩子的學習上。因為這種開放的進
步教育固然比較優良，但它對家庭的要求也同樣地高。換句話說，以「通識教育」為
典型範例的教改，很有可能在貧富差距日增、貧窮兒童數目漸多的今天，進一步擴大
而非拉近了這個趨勢。
我不反對教育改革走向一條開放和進步的路子，因為這似乎是當前經濟轉型下不得不
走的路，也因為過去的填鴨教育和考試制度確實弊端叢生。但是政府必須理解，推行
教改不可以忘記教育改變社會利益分配的功能。日後學校的責任不是縮小，而是更大
了。學生們因為背景造成的差異，必須在有充分資源和援助的學校之中彌補回來。
梁文道 - 牛棚書院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