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怕人民 ／梁文道 2007年10月25日

【明報專訊】特首曾蔭權把文化大革命說成是種民主，以此警告香港市民，民主步伐不可操之過急，結果引來強烈反彈，逼得他第二天急急道歉。看來他果然是說錯話了，然而他到底錯在什麼地方呢？各方的意見卻頗有混淆。例如有人發現內地沒有一家傳媒轉載和報道香港行政長官的這番言論，以此證明他的錯誤有多嚴重。這種錯是一種不懂內地政治氛圍的錯，不明白「文革」二字至今仍是官場禁忌，等閒不能訴之於口。更多人則指他侮辱了民主，因為「文革」恰恰是獨裁專政的結果，完全站在民主的對立面，可見曾蔭權的國史常識非常糟。

但是曾蔭權真的錯了嗎？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馬家輝兄就是眾口一詞中的諤諤一士，他在「他沒有全錯，你們也沒有全對——曾蔭權最需要的不是國情教育」(《明報》2007年10月23日)一文中指出﹕「文革是濫權，民主是限權」。意思是曾蔭權並非不知道「文革」那種「誰跑得快，誰先到，先到公章搶到手，權就是誰的了」的真相，他只是不懂民主絕非盲目地追求權力濫用權力罷了。純粹為了討論，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追問﹕為什麼人人鬥快搶公章，人人爭先奪權就不是民主呢？

我們今天常常掛在嘴上的民主其實只是民主的一種類型，也就是那種由百姓選出一群代表議政決策的代議式的民主。而馬家輝兄所說的「民主是限權」則隱含了另一重大家對現代政治的理解，亦即行政、立法與司法等三權的各自獨立和相互制衡。由於這一切都已成了常識，因此使得我們很容易對任何其他種類的民主理念都嗤之以鼻，覺得它們都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假民主，比如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度標榜的「人民民主」。

從字面上看，「人民民主」裏的「人民」是多餘的，既有「民主」又何必再加一個「人民」前綴呢？但是在政治思想史的脈絡和政治實踐的經驗裏頭，「人民民主」則是意有所指的。首先，它要在實踐上和蘇聯模式的「無產階級民主」有所區分，強調一種跨階級跨界別包含了全體人民在內的民主政治。其次，「人民民主」就是要和歐美主流的代議式民主對覑幹，以避免代議民主走向「資產階級民主」的錯誤道路。而這種思路是有其哲學根源的。

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導師盧騷就很反對代議民主，他覺得選一幫專業政治人代表全民執政議政根本不足以體現人民的意志，頂多只是「加總式的民主」(will of all)而非更民主的「全體意志」(general will)。
後來的馬克思主義傳統也繼承了盧騷的想法，認為人民選出的代表久而久之會淪為一群脫離群眾的專業政客，使得政治成了一幫有錢又有勢的資產階級的玩物，竊取了人民的授權，尋求自己的利益，最後反過來奴役大眾。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英國前首相貝理雅可以在主流民意反對的情形下斷然出兵伊拉克，和美國政壇習以為常的游說政治使一些有利於大商家的政策得以順利通過。

至於馬家輝兄談到的「限權」和一般常被拿來和民主配套的「三權分立」，我們更應該注意在現代民主政治的實踐史上，它們往往不是民主理念的邏輯結果，而是制約民主的設計。最著名的例子是美國的建國諸父在「費城制憲會議」時的經典論戰，當時有不少人反對「三權分立」的構想，就是因為它限制了人民的權力。所以有代表提出大法官不該是終身制，甚至主張把法院放在議會之下。今天回顧那段為人稱頌的美國建國史，我們不難發現除了民主之外，對「多數暴政」和「過度民主」的恐懼與提防也是它的重要主題。

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什麼方法可以避免代議民主的弊端？又該怎樣落實「人民民主」的理念呢？舉其大者，「人民代表大會」是也。「全國人大」在體制上是全國最高權力來源，不論行政、立法還是司法，最終都要歸在人大之下。很多人批評這種體制容不下司法獨立的空間，可是贊成它的人則會反駁憑什麼讓非民選的法官凌駕在人民的權力之上呢？再說代表的身分，也有許多人主張人大代表應該專職化，就像西方國家的民意代表一樣。不過人大的原初設計理念正是要反對專職，讓人大開完會之後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不致脫離群眾蛻變為專業政客。

再回到「文革」的問題，沒人可以輕易否認它出自於毛澤東奪權鬥爭的個人目的，更沒有人能夠否定「十年浩劫」帶來的災難和痛苦。但是單純地在文革和獨裁之間畫上等號，就太過輕視當時受鼓動的百姓的自由意志了。直到今天為止，都還有部分內地「新左派」的學者和外國的激進思想家如巴迪烏(Alain Badiou)以為文革在早期確實是場「真正的革命」、「民主的實
驗」。你可以說毛澤東講的「大民主」只是煽動人心的說詞，但是你不能說那些佔領學校的學生和衝進政府單位奪公章的人全都不是「人民民主」的真誠信徒。對不少當時的參與者而言，文革真正是從根本改造人性，徹底打倒官僚體制，達成「沒有黨派也不再有國家機器」之革命理想的「偉大鬥爭」，是「人民民主」這個理念的終極落實。

說了這麼半天，我的意圖絕非要平反文革的惡名，也不是要替中共的極權體制塗脂抹粉，更不是想為曾蔭權開脫錯誤；恰恰相反，我是要提供一個現代中國官方民主概念的系譜，循此才能看到曾蔭權的真正問題。

首先，我們要注意曾蔭權的言論其實是有所本的。曾有學者專門做過研究，指出自從鄧小平上台執政之後，「人民民主」這個說法出現的頻率就急劇減少了，政府甚至連「民主」二字都不大願談，直到最近幾年才有改變。與此同時，「穩定」和「發展」成了新的關鍵詞，「革命」則逐步讓位予「改革」。鄧小平不喜多言「民主」不是因為他獨裁(不要忘記講民主講得最多的正是大獨裁者毛澤東)，而是因為他把「民主」(更準確地說，是「人民民主」)和文化大革命放在了一起。其實這也不是他一個人的想法，在很多重新出山的老幹部眼中，文革裏的打砸搶，十年浩劫的種種亂象就是一種最極端的民主，「把權力交給人民」的最可怕結果；簡單地說，暴民政治。

從這個角度上看，曾蔭權甚至相當熟悉國情。問題是一個生長在英國殖民地，曾在哈佛攻讀公共行政的香港仔怎麼會接受如此一種非西方主流的民主觀？怎麼會認同「文革等於徹底民主」這種後文革老幹部的看法呢？我想這就是曾蔭權那種殖民地政務官的基本意識形態在發揮作用了。大家不妨比對一下他的言論和葉劉淑儀也要為之認錯的「希特拉也是民主產生」那番話。這兩位前高級公務員，一個說文革是徹底的民主，一個說民主也會選出暴君，表達出來的難道不是同一種心態嗎？對這群經歷了重重考驗，晉身殖民管治機器高層的精英來講，人民是盲從的，人民是愚蠢的。只要給他們權力，他們要不是肆無忌憚地挑戰建制，就是挑出一個懂得煽惑人心的可怕惡魔。民主因此絕對有可能危害管治，破壞穩定。所以人民是要小心提防的，只有一群精英才懂得怎樣駕馭他們，把穩定帶給社會，在「穩定中謀求發展」。

換句話說，殖民地官僚的想法，和後文革時期那種「少談政治多講經濟，少談民主多講穩定」的意識形態是親和的。他們都很害怕人民；他們都以為只要一不小心，民主就會滑向民粹。這才是曾蔭權的真正問題，他一方面鼓吹更多的公民參與，但另一方面卻打從骨子裏不信任人民。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Labels: 明報, 梁文道, 評論

  ¶ 4:40 AM 0 comments

  學習哈佛 ／梁文道 (學生報 二之一) 明報
A06 港聞 筆陣 By 梁文道 2007-05-17
標示關鍵字


學習哈佛


轟動一時的哈佛情色刊物H Bomb，最近終於失去了它的正式學生組織地位。不是因為它的內容太色情，也不是它太冒犯社會禁忌，而是它的編輯隊伍太不成氣候。想當年這份刊物草創之時，曾是全美國傳媒的熱門話題之一，大家都想看看哈佛學生搞「色情」可以搞到什麼地步，而哈佛校方的容忍程度又可以有多大。

除了很不草根甚至有點專業的討論之外， H Bomb還有許多小說、散文與詩，談的全都是性。當然啦，外人最關心的還是那些性感照片，因為大部分的模特兒都是哈佛的學生，他們不只奉獻自己的身體形象，還暢快談論性經驗。

這到底是不是本「鹹書」（porn）呢？ H Bomb的網頁如此回答： 「這要由你來決定了，我們認為它不是……假如你還沒有成熟到能夠區分好玩的裸體照與色情的地步，你大概不該閱讀H Bomb。」但是藝術和色情又該怎樣區分？ 「你開玩笑嗎？藝術和色情的差異是種主觀的區別，它完全依賴個人的文化價值。與其設定它自己的議程， HBomb鼓勵持不同意見投稿者之間的討論。」

這是學生的看法，哈佛校方又做了什麼來回應外間的議論呢？幾乎什麼也沒有。起初他們也很關心「哈佛學生搞鹹書」的傳聞，但後來校方的「學院生活委員會」還是讓H Bomb登記註冊，取得「正式哈佛學生刊物」的地位，而且完全沒有審查，也不干預編採。此外，哈佛大學的學生會也贊助了H Bomb一筆。

不過，3 年來H Bomb才出過兩期，現在就已經陷入停滯的狀態了。由於根本符合不了至少要有兩名職員和年度預算計劃的規定，所以哈佛學院助理院長（AssistantDean of the College）Paul J. McLoughlin Ⅱ只好告訴記者，剩下一名職員的H Bomb 儘管可以自行出版，但不能再擁有正式刊物的地位。他說： 「或許每個人都想看這本雜誌，但沒人願意辦好它。」

相比之下，耶魯的學生就爭氣得多了。他們的年度「性愛周」（sex week）固然愈辦愈生猛，他們的性雜誌也健健康康地活了下來。最近一期還有篇非常詳盡的長文，條分縷析地把女陰分成18 部分逐步解釋，教導大家怎樣恰當地刺激它們，好使伴侶獲得莫大的快感。為免本日《明報》也有被列作二級淫褻及不雅刊物的風險，就請恕我不再引述翻譯了。

如果各位讀者有興趣的話，請隨便上網查索，在傳統的長春藤盟校和牛劍之外，國際級名校學生辦的「情色」刊物和網站簡直多不勝數，其中更不乏學生會資助且校方認可的例子。請拿它們和最近惹起爭議的《中大學生報》比一比，假如我是陶傑的話，我一定會說這就是真正世界級與第三世界「亞洲國際城市」的分別了。

但是說了這麼多哈佛與耶魯的故事，目的當然不只是為了突顯開放與保守的分別，更不是要諷刺近年好些教育界高人言必稱哈佛的習性，而是要指出在處理相近課題時的不同方式。

首先，我們看見了哈佛校方緊守本分，絕不輕言審查，更不動用什麼紀律審裁的機制，而是按章辦事。假如HBomb想要在校內發放，想要獲得校內各種組織各類人等的資助和廣告，它就要經過「學院生活委員會」的審核。這個委員會不審核未來刊物的內容，它看的是主辦者在組織和預算等形式問題上是否符合規定。雖然哈佛大學也「關切」學生出版色情刊物的傳聞，但是他們很小心地避開了由內容審查引伸的言論自由問題。正如H Bomb 的網頁所言，色情是很難客觀定義的，校方強行介入只會徒增煩惱。

比起香港中文大學處理此次學生報情色版的手法，其中高下之別實在是太巨大了。最令人難以理解的是遇到了社會爭議，中大校方不去發揮學府自由開放而嚴肅的本色，既不是把事件直接交給學生自己解決；也不是退而求其次，召開研討座談或公聽會，讓各方暢所欲言自由辯論；卻是先行假設學生「犯事」，一步就跳到了紀律審議的機制，更在閉門且被告缺席的情下判定了學生有罪。縱使校方後來表示願意在法律上援助學生，他們那種為求迅速對付外界壓力和傳媒審查，忘卻大學根本的心態已經暴露無遺。這次事件當然是一場公關危機，但大學怎麼可以在面對它的時候不顧大學的身分呢？

其次我們再看學生方面的問題。無論是哈佛還是耶魯，他們的情色刊物在分量和質量上都比《中大學生報》的情色版重得多；但細閱之後，你會發現它們的編輯充分考慮到了讀者，很用心地在傳達自己的想法。反觀《中大學生報》的溝通技巧就太嫩了。

《中大學生報》的出版委員會在5 月8 日發出的公開信裏聲明： 「我們不反對學術性的談性，亦有這個能力，但這種經過消毒的象牙塔口吻究竟排拒了什麼社群？基層人士有多少能以這種語言表達自己性的經驗。」我非常認同有些引起爭議的話題和觸及社會禁忌的體驗經過學術語言的包裝之後，會變得乾乾淨淨，甚至令大眾難以理解。但是《中大學生報》的主要讀者就是大學生，難道他們都是不能使用學術語言的「基層人士」嗎？其實編輯們根本用不引經據典，也不必找專家解說，他們照樣可以使用淺白的語言去刺激大家思考。就以成為焦點的那份問卷裏的兩條問題為例，與其只是去問讀者最想和哪一種動物做愛，何不簡單地多補幾句，問大家「贊不贊成人獸交」，「理由又是什麼」。這都是很多哲學課堂上會讓大家思考討論的問題，也不見得有多學術多專業，不是嗎？《中大學生報》的出版委員會雖然在上述公開信中表達了「加入多元的性想像」和「打破一元性的論述，解放遭這論述壓迫的弱勢者」的意願。不過很可惜，他們既沒有掌握清楚讀者的背景，也沒有找到更有效的表達方式。至於性禁忌觸發的社會現象和香港主流傳媒的偽善與保守，我們下回再談。【二之一】


文章編號: 200705170040015

Labels: 中大學生報, 明報, 梁文道, 評論

  ¶ 1:47 PM 0 comments

  淫審處是怎麼被騎劫的？／梁文道 (學生報 二之二) 明報 筆陣

淫審處是怎麼被騎劫的？／梁文道 2007年5月24日
http://www.mingpaonews.com/20070524/msa.htm


【明報專訊】基督教是美國最重要的一股政治力量，這早就不是秘密了。美國總統布殊之所以能夠連任，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福音派基督徒的大力助拳。在他經歷過的兩次大選之中，「道德價值」一直是最閃亮的議題。許多福音派牧師呼籲信徒投票給「一個真正捍衛美國的上帝僕人」，攻擊支持墮胎合法化的民主黨候選人克里。此外還有些保守的天主教主教甚至聲稱，凡是投票給克里的教友都該遭到「驅逐」。除了墮胎之外，這批福音派基督徒還關心下列與道德攸關的課題﹕幹細胞研究、安樂死、同性婚姻、同志參軍、法官可否在法庭呈示十誡、公立學校可不可以舉行早禱會、公立學校在演化論之外能不能教授「智能設計論」等等。這全是福音派基督徒用以判別忠奸的標準，也是他們做政治決定(例如投票)的重要依據。

安徒在〈文化戰爭 道德聖戰〉(《明報》《星期日生活》，2007年5月20日)一文中說得極是，這股潮流已經溢出美國奔向全球。他直指「美國右翼福音派基督徒的香港代理人」把這種「道德聖戰」引入香港，試圖在港掀起類近的討伐工程。他又提到「按照他們的理論，大眾傳媒原都是令社會道德沉淪的罪魁禍首，但他們並不像在美國那邊，滿足於在自己的教會刊物，教會禮拜的宣道場合，宣揚他們的反世俗、反大眾傳媒的論調。他們反而積極利用大眾傳媒，配合傳媒的嘩眾取寵操作，不斷製造社會道德議題，不斷渲染道德恐慌」。

不過我願意在此補充一點，美國的福音派勢力也不只是在自己的地盤裏活動；相反地，他們大舉介入大眾傳媒，甚至設法滲透各種政治團體，以擴大自己的影響力。否則共和黨就不會發生這種從東岸保守主義挪向南方「聖經地帶」的宗教化轉向了。而且部分香港福音派基督徒也採用了美國同道的手法，那就是「騎劫」一些公共機構，使之成為自己宣教傳道的利器。

然而正如安徒所言，美國與香港的土壤究竟不同。美國向來有個相當強大的基督教背景，有許多人相信自己是「One nation under God」。所以美國現在才會出現法學家Ronald Dworkin所說的「它到底是一個寬容不信者的宗教國家，還是一個寬容宗教的世俗國家」(A religious nation that tolerates nonbelief ? Or a secular nation that tolerates religion?)的爭論。與之相比，香港卻是一個非常世俗化的社會，基督徒的數目本就不多，福音派更只是其中一部分，他們要怎樣「騎劫」社會共有的公共機構呢？其中一個辦法就是利用「淫褻物品審裁處」的漏洞了。

我們知道每個社會皆有其道德底線，不能任由觸犯這條底線的文化物品流通，暴露在毫無防備的大眾面前。可是誰來界定這條底線呢？誰去把這道關口，決定什麼東西可以流通什麼不行呢？近日備受爭議的「淫褻物品審裁處」就是這麼一道關口了。

平心而論，淫褻物品審裁處的設置原理和運作方式要比許多純粹由官員把持的模式好得多(例如大陸)，起碼它一不隸屬行政部門，二是向社會公開招募負責評級工作的審裁員，三是被動審查而非主動預先檢驗所有文化產品。它代表了整個社會去判斷什麼東西是主流可以接受的，什麼東西又是違反了主流價值觀而應該處罰甚至禁制的。但是我們只能期盼它有一套判斷方向和大原則，卻不能要求它有全盤且具體的清晰判準。一來因為所謂社會主流的道德觀不是那麼穩定，總會因時而變；二來則是太過具體的條文並不實際，可能會過緊地管束了許多無辜的文化物品，也可能會放過了一些表面上不觸犯標準但實際上有乖倫常的東西。

因此「淫褻物品審裁處」必須組成一群有代表性的審裁團，他們來自四面八方，職業背景各有不同，是整個社會的樣本，代替大家去掌握社會道德的關口，代表大家去施行一組相對客觀的道德審裁，所以他們的人數不能過少，更不可以全是擁有某套特定價值觀的群體，因為這個社會是多元的，其成員的道德標準也不可能完全一致。

現在的問題正是我們不知道這些審裁員的錄用標準是什麼，也不知道有關部門在決定人選時會不會考慮宗教背景。理論上每一種宗教皆有其特定的價值觀和道德標準，假如香港是一個世俗化的多元社會，負責把守道德關口的這些審裁員就不應該全是某個宗教的信徒，也不可能讓某個宗教的信徒甚至神職人員佔去全體審裁員的較高比例。如果「淫審處」的審裁員有一定比例的基督徒，它是否也該招募合乎人口比例的佛教徒、伊斯蘭教徒以及沒有任何宗教信仰的市民呢？

雖然「淫褻物品審裁處」也知道往日審裁員人數過少，日常參與審裁工作的更只是少數成員(「源遠流長」的文物大衛像當年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被評定為「二級不雅物品」的)，所以大幅增加了審裁員數目至300餘人。可是由於審裁工作多在日間的上班時間舉行，所以真正經常參與審裁的仍然只是那些可以自由調動時間，以及特別關心道德問題也因此最有動力的審裁員。

說到「特別關心道德問題也因此最有動力的審裁員」，我們必須了解價值觀最開放的人通常不是最關心道德問題的人。相反地，價值觀最保守，最覺得「世風日下，道德淪亡」的那一群人才會常常感到被冒犯，從而出力捍衛道德標準。例如在美國政壇主動發起道德議題的往往不是所謂的自由派，而是右翼福音派基督徒。

現在的淫褻物品審裁員裏就有這麼一批最有興趣淨化道德標準的人，他們組成了「淫褻物品審裁員協會」。請注意這個協會不是官方機構，也不代表全體審裁員；但它偏偏成了全體審裁員的發言人，其主席葉國興有時更被某些媒體誤以為是「淫褻物品審裁處主席」。每一回的審裁工作都是獨立的，每一個審裁員也都會在顧及審裁標準一致性的前提下獨立判斷。然而，這個由熱心審裁員主動組織的協會一方面對外發言，令大眾以為全體審裁員真有一套共通的判準；對內則以其資深成員的身分，形成一個評審傳統，使法官在評審會議上要不時提醒新進審裁員「一致性」的重要。許多人都拿法庭的陪審員來比較這些審裁員，請問我們何時聽說過有「資深陪審員」這種人？又何曾見過陪審員自發組成「陪審員協會」呢？

同樣地，最熱中去「淫褻物品審裁處」投訴的，其實也是一小部分最關心道德問題的人。就以「明光社」為例，在他們得到影視處資助的「傳媒教育工作坊」裏，其中一個針對中學生的活動就是模仿影視處和審裁員的工作，學習從寫投訴信給影視處，到影視處決定要不要把投訴提交審裁處，再到審裁員審理投訴的全部過程。他們甚至鼓勵同學撰寫投訴信給影視處，以「給同學實踐的機會」。歷年以來，到底有多少投訴信是這樣子產生出來的呢？又到底有多少物品是在這樣的過程裏被判為「不雅」的呢？

每當遇到批評，「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老是喜歡強調他們也有言論自由，而「投訴的自由也是一種言論自由」。可是，言論自由的首要目標難道不是在公共領域裏交流意見，互相辯論嗎？與其學習怎樣向影視處投訴，為何不重教導學生辯論道德議題的理據，向報刊投訴呢？與其主動邀請國家機器介入，為什麼不積極鼓動學生和同道投書媒體，多點參與公開的討論呢？以《中大學生報》的事件為例，同學們主辦論壇，「明光社」卻避不參加。難道他們認為比起面向社會公開研討，寫投訴信讓三個人閉門審裁才是行使言論自由的最好辦法嗎？

香港不是美國，我們是一個非常世俗化的社會，我們應該尊重所有宗教所有團體的價值觀；但是我們不能讓任何一個團體把它的價值觀強加在整個社會之上。但是現在我們卻目睹一部分人怎樣巧妙地掌握了現存體制的運作，發揮槓桿力量，將社會公器變成自己的「宗教裁判所」。近日投訴聖經的行動就是對這種局面的激烈反應，它一方面準確暴露了現行制度的荒謬；另一方面卻激起了對抗宗教的情緒(我想這是「明光社」等人始料未及的)，助長了全民投訴的逆潮。我為希望經此一役，大家都能靜下心來，不要再動不動就用投訴的方式捲入國家機器，一起回歸平等開放自由的公共空間。起碼在文化和意識形態的領域裏，我們該盡量保持「大社會，小政府」。【二之二】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Labels: 中大學生報, 明報, 梁文道, 美國右翼, 評論

  ¶ 1:40 PM 0 comments

  血是流不成河的 - 梁文道 都市日報
P33 副刊 兵器譜 By 梁文道、邵家臻 2007-05-21
標示關鍵字

血是流不成河的


其實馬力說的沒錯，坦克車很難把人完全壓成肉泥，屍體要燒成灰至少也得攝氏一千度的高溫。馬力勸籲中學老師要正確地教導學生認識六四，其實也是出自一片好意，他是要鼓勵學生多點批判思考，多點自己動手做實驗，這樣才不會人云亦云。

做甚麼實驗呢？比如說用一個寬度和坦克車履帶差不多，而重量則比得上一整輛戰車的東西來碾壓一頭豬。然後你就會發現原來要一次過就把一隻豬壓成肉醬真的很難，不經過去骨的過程，那些煩人的纖維就總會連一些未碎的骨頭。

還可以做焚屍的試驗。假如要找一條屍體來燒的難度太高，老師可以帶學生去火葬場實地參觀，問問負責操作焚化爐的員工，到底要把一具屍首焚燒成灰至少需要多高的溫度。這時你就會發現要在天安門廣場上放把火燒屍是多麼不可思議的一件事了。

所以坦克車不能一下子就把人徹底壓成肉醬意粉的肉醬，天安門廣場上的火炬也不可能是用來焚屍的。按照同樣的邏輯，馬力其實還可以多補充一點，人血要流成河的規模，至少得死好幾十萬甚至好幾百萬人。

大家知道甚麼是血河嗎？不像黃河至少也要有城門河的水量吧。地上幾攤鮮血加起來別說是小溪了，恐怕連個豪華resort的私人小泳池都灌不滿，更何況河？可見「血流成河」的說法太不科學。

再拿「屠城」來說吧？甚麼叫「屠城」呢？有客觀的標準嗎？有可以量化的指標嗎？是按照被殺的絕對人數來算還是按全城人口的比例來算呢？當年北京城裏有好幾百萬人，死了幾千個就叫「屠城」嗎？「六四屠城」這個說法不是太誇張了吧？

我不是開玩笑，更不是有意諷刺。我真心同情馬力，真心相信「六四屠城」的說法有待商榷，真心相信「血流成河」的形容太過誇張，真心相信坦克車把人壓成肉泥與放堆柴火就能焚屍的理論很不科學。

可是，馬力先生，我們在談的是一件飽蘊歷史意義的重大事件，而非一課綜合科學科的教材；你應該是一位深富同情心而且理解人性的政治家，而非一個隨便拿市民情緒開玩笑的「名嘴」。有科學常識，懂得辯論而且喜歡辯論，不表示你就是一個成熟的政治人物。香港這幫喜歡在口舌上佔人上風拿人便宜的政客，到底要到何時才能明白這點粗淺的道理呢？



文章編號: 200705214410100

Labels: 六四, 梁文道, 評論, 都市日報, 馬力

  ¶ 3:25 AM 0 comments

  通識教育的危險／文：梁文道

通識教育的危險／文：梁文道
10月 27日 星期三 01:55 更新

【明報專訊】教育是一種社會再分配財富和地位的方法。這不只是乾枯的理論陳述，
而且是很多香港人的信念和親身體驗。今天30到50歲的中產階級，有不少人都經歷過
困苦的幼年，但憑覑一己的拼搏和上進，透過教育改變了自己的生命，最終不只贏來
學位，也得到了體面和穩定的生活。這批努力而且幸運的中產階級，今天有些已為人
父母。他們格外關注子女的教育，當然就不足為奇。有趣的是，雖然自己是老一套所
謂「填鴨式」教育的成功過來人，他們卻都討厭那種使得自己得到階層上升機會的教
育方法。他們想起童年，滿是苦悶不快的記誦苦讀，和格式一致壓力奇大的
升學考試，所以他們不想自己的子女重複自己的道路，他們要求教育改革，而教改也
回應了他們。


其實教改不是什麼新鮮事，自從教育成為現代國家的責任，普及教育在全球的範圍上
施行以來，教育的改革也就從來沒有停止過。新鮮的是，近百年前由杜威和他的門徒
首倡的「進步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一種強調啟發和能力培養多於資訊
記誦的教育方法，在今天卻成為最不「進步」（或者「激進」）的路數，反而成了全
球化底下最符合各國需要的一種教育模式。所以過去20年來，「先進」的第一世界國
家莫不把教改視作國家興亡的頭等大事，而改革的大方向也莫有不從曾經很激進的「
進步教育」方法。

不要背誦，要理解﹔不要學知識，而要學學習的方法﹔不要死跟既定的課本，而要靈
活地在生活中擷取各種信息﹔不要一個人死幹的傳統功課，而要小組討論做project以
培養溝通與合作的能力﹔不要一次定生死的大型考試，而要日積月累地衡量學生的長
期表現﹔老師不是授業的活教科書，而是解惑的啟發者。這一切都不會有人反對。過
去很多中產家庭花大錢送子女進國際學校，為的就是得到這種教育。如今教改也朝這
目標前進，又怎會有家長不同意﹖於是關於教改的主流計劃也就往往局限在技術層次
。以此次的「三三四」學制改革和高中課程改革為例，大家最關心的問題�
ㄛO改革的內容，而是達至目標的方法是否可行。例如成為話題的「通識教育」，論者
都把重點放在師資充不充分，和評核方法合不合理等問題上。

其實早在70年代，就已經有些先知先覺的教育學家如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
發現這種教改有潛在的危險，而且問題不小。那就是它可能會破壞教育再分配財富和
地位的功能。30年來，隨覑這一波教育改革在先進國家的雷厲風行，也有愈來愈多的
學者實徵地證實了這種擔憂。許多低下階層的學生不僅不能在這種開放進步的教育中
得到好處，反而變得常識貧乏，與中上階級的子弟愈差愈遠。為什麼會這樣﹖這種情
是如何發生的呢﹖

即將推行的「通識教育」是近期教改中能夠說明這個問題的最佳典範。「通識教育」
是現有學科中最強調學生要有整合跨科知識、發展自主學習能力的科目。教統局文件
第27段就明言日後「學習的主要責任落在學生身上」，而「教師的角色可以是學習促
進者、資料提供者和顧問」。

關鍵就是當學生不需要再死背硬記過去被認為必要的知識時，他要怎麼樣去蒐集材料
，完成他的跨學科學習，和同學們一起去弄篇關於《戰爭與和平》（通識科的課題之
一）的報告呢﹖他不只要擁有學校不再規定記誦的某些基礎知識，還要有不錯的理解
分析和綜合能力，要有和人溝通合作的本領，更要有一定的語言表達力。這固然是學
校教育可以提供的訓練，但卻更多地來自家庭環境和社會背景，也就是所謂的「文化
資本」。

面對填鴨式教育和可以死死操練成就的考試方法，不同階層不同背景的學生，到底還
是比較平等的，因為他們需要的只是勤奮和小量的技巧組合。這也就是為什麼過去有
那麼一批為數不少的人，雖出身貧寒卻能經過教育和考試晉身中產階級。但若是要學
通識教育，一個父母均受過高等教育，自幼培養閱讀愛好，因背景良好而有充分自信
心，放假能隨家人旅行甚至遊學歐洲的少年﹔與一個來自單親領取綜援家庭，閒暇要
操持家務甚至幫助長輩工作，去一趟東莞都要左算右計的同齡同學，二者之間就可能
有極大差別了。因為表達、溝通、理解、分析和思考等種種能力所涉範圍甚
廣，而且不是單在學校有限的條件下發憤苦學就可習得。光是做功課要交研習報告，
一個有大專學歷的父母指導協助的孩子，和一個父母只有小學學歷而且日夜加班的孩
子相比，恐怕就有截然不同的成果。

所謂「學習的主要責任落在學生身上」的另一層意義，就是家庭的責任也更重大了，
凡是育有子女的夫妻都會明白。而那些子女有幸入讀強調開放教育的國際學校者，也
都心知肚明自己要比一般家長多花多少時間精力在孩子的學習上。因為這種開放的進
步教育固然比較優良，但它對家庭的要求也同樣地高。換句話說，以「通識教育」為
典型範例的教改，很有可能在貧富差距日增、貧窮兒童數目漸多的今天，進一步擴大
而非拉近了這個趨勢。

我不反對教育改革走向一條開放和進步的路子，因為這似乎是當前經濟轉型下不得不
走的路，也因為過去的填鴨教育和考試制度確實弊端叢生。但是政府必須理解，推行
教改不可以忘記教育改變社會利益分配的功能。日後學校的責任不是縮小，而是更大
了。學生們因為背景造成的差異，必須在有充分資源和援助的學校之中彌補回來。

梁文道 - 牛棚書院院長

Labels: 教育, 明報, 梁文道, 評論

  ¶ 1:32 AM 0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