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3's Newspaper Cutting
Friday, October 26, 2007
張彧暋﹕超填鴨社會的來臨 (明報)
張彧暋﹕超填鴨社會的來臨 (明報) 09月 08日 星期六 05:05AM
【明報專訊】我痛恨填鴨教育，但更痛恨超填鴨社會。
福澤諭吉翻譯Compulsory Education，不是「義務教育」，而是「強迫教育」。強迫人吃不想吃的，待他日拿去宰割，就是填鴨教育。一個會回報市民努力地做填鴨的社會，學術名稱是學歷社會，或曰：填鴨社會。
為了飯碗，我在人生的頭20年，需要背誦，更要考試。但一般人在小學四年級之後學的東西，可以跟我們的日常生活毫無關係。我去買菜、炒股票、追女孩，不用懂光合作用的40個原理。正如日本 歷史社會學者小熊英二所
說，為了考上大學，我們無所不用其極地去念一些與自己生命與生活毫無關連的資料。而這個社會之所以會回報這些苦讀無謂資料學子的原因，是一個人如果能夠聽從吩咐，把人生首20年都花在背誦沒有意思的冷知識，會做這些白癡事情的人，才會成為政府治下的好市民、聽老闆吩咐的好員工。因為，一個正常的人，除非是把考試作為升官發財的手段，在老師與考試局前裝傻，否則根本受不了這吸收無益資料的無謂過程而走上瘋狂的。能考上大學的，其實都不怎麼正常。而這些不怎麼正常的人，大部分都會打從心底認為自己真的很厲害。
可能我們討厭這一切填鴨教育，我們過去十年鼓勵另一些價值：愉快學習、批判思考、通識、人際技巧、溝通力、能力導向、目標為本。最重要的是：學生為本。
重視這些批判力、溝通力等「××力」的傾向，變得理所當然，而且全球追趕。日本教育社會學者本田 由紀，在她的《多元化「能力」與日本社會：超學歷社會》（NTT出版
2005）中引述日本最大的經營者團體1996年的報告《創造人才的育成：理想的教育改革與企業行動》中，提及日本要「追英趕美，必須放棄那種光是追求知識量的傾向，而改為訓練能以問題為本及與組織協調的人才。學校必須教育學生有為了解決問題而自行吸收相關知識的能力」，他們應該有「主體性」，會自己制定目標，會自己判斷，有責任的觀念，而且有獨創性。
可是，這一切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新價值，牽涉的額外金錢與家長教師的心力，斷非低下階層能負擔。本田用了200頁各方面的統計數據及分析了日本過去10年的媒體論述，提出警告：這一切改變，比現代教育所強調的價值（努力、服從）有過之而無不及。本地社會學者呂大樂年前的小書《誰說家長一定是好人》中說，填鴨教育的好處是：大家都知道考試是遊戲的話，起碼表面上公平得很。無論家庭背景如何，是笨是聰明，不論財富多寡，他都有同樣機會去參加這個荒誕的冷知識背誦遊戲，有同樣機會去拿獎品。這是填鴨社會與封建社會的最大分別：參加遊戲者，不論家底、財富、信仰，都有同樣機會。
可是在新制度下，家裏有錢、有文化的孩子，見多識廣，口齒伶俐，語文與通識自然跑出。我們重新回到封建社會：父母的文化與財力，也就是階級，變回決定學生成功與否的原因。跟填鴨教育制度不同，溝通力、批判力斷不能靠在會考 前一兩
年才臨急抱佛腳投靠補習名師打救。最夠諷刺的是，筆者當年去的補習社，正叫「現代教育」。
新的教育價值，連低下階層最後一絲希望也抹殺，也就是出現特首所講的「隔代貧困」。這一切變化，似乎能令我們擺脫填鴨教育的夢囈，但同時把我們推向一個更可怕而不可見的深淵。欲知這個「超填鴨社會」的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參考書目：
1. 本田由紀，《多元化「能力」與日本社會：超學歷社會》
2. 呂大樂，《誰說家長一定是好人》
【作者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
¶ 4:42 AM 0 comments
【明報專訊】我痛恨填鴨教育，但更痛恨超填鴨社會。
福澤諭吉翻譯Compulsory Education，不是「義務教育」，而是「強迫教育」。強迫人吃不想吃的，待他日拿去宰割，就是填鴨教育。一個會回報市民努力地做填鴨的社會，學術名稱是學歷社會，或曰：填鴨社會。
為了飯碗，我在人生的頭20年，需要背誦，更要考試。但一般人在小學四年級之後學的東西，可以跟我們的日常生活毫無關係。我去買菜、炒股票、追女孩，不用懂光合作用的40個原理。正如日本 歷史社會學者小熊英二所
說，為了考上大學，我們無所不用其極地去念一些與自己生命與生活毫無關連的資料。而這個社會之所以會回報這些苦讀無謂資料學子的原因，是一個人如果能夠聽從吩咐，把人生首20年都花在背誦沒有意思的冷知識，會做這些白癡事情的人，才會成為政府治下的好市民、聽老闆吩咐的好員工。因為，一個正常的人，除非是把考試作為升官發財的手段，在老師與考試局前裝傻，否則根本受不了這吸收無益資料的無謂過程而走上瘋狂的。能考上大學的，其實都不怎麼正常。而這些不怎麼正常的人，大部分都會打從心底認為自己真的很厲害。
可能我們討厭這一切填鴨教育，我們過去十年鼓勵另一些價值：愉快學習、批判思考、通識、人際技巧、溝通力、能力導向、目標為本。最重要的是：學生為本。
重視這些批判力、溝通力等「××力」的傾向，變得理所當然，而且全球追趕。日本教育社會學者本田 由紀，在她的《多元化「能力」與日本社會：超學歷社會》（NTT出版
2005）中引述日本最大的經營者團體1996年的報告《創造人才的育成：理想的教育改革與企業行動》中，提及日本要「追英趕美，必須放棄那種光是追求知識量的傾向，而改為訓練能以問題為本及與組織協調的人才。學校必須教育學生有為了解決問題而自行吸收相關知識的能力」，他們應該有「主體性」，會自己制定目標，會自己判斷，有責任的觀念，而且有獨創性。
可是，這一切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新價值，牽涉的額外金錢與家長教師的心力，斷非低下階層能負擔。本田用了200頁各方面的統計數據及分析了日本過去10年的媒體論述，提出警告：這一切改變，比現代教育所強調的價值（努力、服從）有過之而無不及。本地社會學者呂大樂年前的小書《誰說家長一定是好人》中說，填鴨教育的好處是：大家都知道考試是遊戲的話，起碼表面上公平得很。無論家庭背景如何，是笨是聰明，不論財富多寡，他都有同樣機會去參加這個荒誕的冷知識背誦遊戲，有同樣機會去拿獎品。這是填鴨社會與封建社會的最大分別：參加遊戲者，不論家底、財富、信仰，都有同樣機會。
可是在新制度下，家裏有錢、有文化的孩子，見多識廣，口齒伶俐，語文與通識自然跑出。我們重新回到封建社會：父母的文化與財力，也就是階級，變回決定學生成功與否的原因。跟填鴨教育制度不同，溝通力、批判力斷不能靠在會考 前一兩
年才臨急抱佛腳投靠補習名師打救。最夠諷刺的是，筆者當年去的補習社，正叫「現代教育」。
新的教育價值，連低下階層最後一絲希望也抹殺，也就是出現特首所講的「隔代貧困」。這一切變化，似乎能令我們擺脫填鴨教育的夢囈，但同時把我們推向一個更可怕而不可見的深淵。欲知這個「超填鴨社會」的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參考書目：
1. 本田由紀，《多元化「能力」與日本社會：超學歷社會》
2. 呂大樂，《誰說家長一定是好人》
【作者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
¶ 4:42 AM 0 comments
害怕人民 ／梁文道
2007年10月25日
【明報專訊】特首曾蔭權把文化大革命說成是種民主，以此警告香港市民，民主步伐不可操之過急，結果引來強烈反彈，逼得他第二天急急道歉。看來他果然是說錯話了，然而他到底錯在什麼地方呢？各方的意見卻頗有混淆。例如有人發現內地沒有一家傳媒轉載和報道香港行政長官的這番言論，以此證明他的錯誤有多嚴重。這種錯是一種不懂內地政治氛圍的錯，不明白「文革」二字至今仍是官場禁忌，等閒不能訴之於口。更多人則指他侮辱了民主，因為「文革」恰恰是獨裁專政的結果，完全站在民主的對立面，可見曾蔭權的國史常識非常糟。
但是曾蔭權真的錯了嗎？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馬家輝兄就是眾口一詞中的諤諤一士，他在「他沒有全錯，你們也沒有全對——曾蔭權最需要的不是國情教育」(《明報》2007年10月23日)一文中指出﹕「文革是濫權，民主是限權」。意思是曾蔭權並非不知道「文革」那種「誰跑得快，誰先到，先到公章搶到手，權就是誰的了」的真相，他只是不懂民主絕非盲目地追求權力濫用權力罷了。純粹為了討論，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追問﹕為什麼人人鬥快搶公章，人人爭先奪權就不是民主呢？
我們今天常常掛在嘴上的民主其實只是民主的一種類型，也就是那種由百姓選出一群代表議政決策的代議式的民主。而馬家輝兄所說的「民主是限權」則隱含了另一重大家對現代政治的理解，亦即行政、立法與司法等三權的各自獨立和相互制衡。由於這一切都已成了常識，因此使得我們很容易對任何其他種類的民主理念都嗤之以鼻，覺得它們都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假民主，比如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度標榜的「人民民主」。
從字面上看，「人民民主」裏的「人民」是多餘的，既有「民主」又何必再加一個「人民」前綴呢？但是在政治思想史的脈絡和政治實踐的經驗裏頭，「人民民主」則是意有所指的。首先，它要在實踐上和蘇聯模式的「無產階級民主」有所區分，強調一種跨階級跨界別包含了全體人民在內的民主政治。其次，「人民民主」就是要和歐美主流的代議式民主對覑幹，以避免代議民主走向「資產階級民主」的錯誤道路。而這種思路是有其哲學根源的。
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導師盧騷就很反對代議民主，他覺得選一幫專業政治人代表全民執政議政根本不足以體現人民的意志，頂多只是「加總式的民主」(will of all)而非更民主的「全體意志」(general will)。
後來的馬克思主義傳統也繼承了盧騷的想法，認為人民選出的代表久而久之會淪為一群脫離群眾的專業政客，使得政治成了一幫有錢又有勢的資產階級的玩物，竊取了人民的授權，尋求自己的利益，最後反過來奴役大眾。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英國前首相貝理雅可以在主流民意反對的情形下斷然出兵伊拉克，和美國政壇習以為常的游說政治使一些有利於大商家的政策得以順利通過。
至於馬家輝兄談到的「限權」和一般常被拿來和民主配套的「三權分立」，我們更應該注意在現代民主政治的實踐史上，它們往往不是民主理念的邏輯結果，而是制約民主的設計。最著名的例子是美國的建國諸父在「費城制憲會議」時的經典論戰，當時有不少人反對「三權分立」的構想，就是因為它限制了人民的權力。所以有代表提出大法官不該是終身制，甚至主張把法院放在議會之下。今天回顧那段為人稱頌的美國建國史，我們不難發現除了民主之外，對「多數暴政」和「過度民主」的恐懼與提防也是它的重要主題。
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什麼方法可以避免代議民主的弊端？又該怎樣落實「人民民主」的理念呢？舉其大者，「人民代表大會」是也。「全國人大」在體制上是全國最高權力來源，不論行政、立法還是司法，最終都要歸在人大之下。很多人批評這種體制容不下司法獨立的空間，可是贊成它的人則會反駁憑什麼讓非民選的法官凌駕在人民的權力之上呢？再說代表的身分，也有許多人主張人大代表應該專職化，就像西方國家的民意代表一樣。不過人大的原初設計理念正是要反對專職，讓人大開完會之後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不致脫離群眾蛻變為專業政客。
再回到「文革」的問題，沒人可以輕易否認它出自於毛澤東奪權鬥爭的個人目的，更沒有人能夠否定「十年浩劫」帶來的災難和痛苦。但是單純地在文革和獨裁之間畫上等號，就太過輕視當時受鼓動的百姓的自由意志了。直到今天為止，都還有部分內地「新左派」的學者和外國的激進思想家如巴迪烏(Alain Badiou)以為文革在早期確實是場「真正的革命」、「民主的實
驗」。你可以說毛澤東講的「大民主」只是煽動人心的說詞，但是你不能說那些佔領學校的學生和衝進政府單位奪公章的人全都不是「人民民主」的真誠信徒。對不少當時的參與者而言，文革真正是從根本改造人性，徹底打倒官僚體制，達成「沒有黨派也不再有國家機器」之革命理想的「偉大鬥爭」，是「人民民主」這個理念的終極落實。
說了這麼半天，我的意圖絕非要平反文革的惡名，也不是要替中共的極權體制塗脂抹粉，更不是想為曾蔭權開脫錯誤；恰恰相反，我是要提供一個現代中國官方民主概念的系譜，循此才能看到曾蔭權的真正問題。
首先，我們要注意曾蔭權的言論其實是有所本的。曾有學者專門做過研究，指出自從鄧小平上台執政之後，「人民民主」這個說法出現的頻率就急劇減少了，政府甚至連「民主」二字都不大願談，直到最近幾年才有改變。與此同時，「穩定」和「發展」成了新的關鍵詞，「革命」則逐步讓位予「改革」。鄧小平不喜多言「民主」不是因為他獨裁(不要忘記講民主講得最多的正是大獨裁者毛澤東)，而是因為他把「民主」(更準確地說，是「人民民主」)和文化大革命放在了一起。其實這也不是他一個人的想法，在很多重新出山的老幹部眼中，文革裏的打砸搶，十年浩劫的種種亂象就是一種最極端的民主，「把權力交給人民」的最可怕結果；簡單地說，暴民政治。
從這個角度上看，曾蔭權甚至相當熟悉國情。問題是一個生長在英國殖民地，曾在哈佛攻讀公共行政的香港仔怎麼會接受如此一種非西方主流的民主觀？怎麼會認同「文革等於徹底民主」這種後文革老幹部的看法呢？我想這就是曾蔭權那種殖民地政務官的基本意識形態在發揮作用了。大家不妨比對一下他的言論和葉劉淑儀也要為之認錯的「希特拉也是民主產生」那番話。這兩位前高級公務員，一個說文革是徹底的民主，一個說民主也會選出暴君，表達出來的難道不是同一種心態嗎？對這群經歷了重重考驗，晉身殖民管治機器高層的精英來講，人民是盲從的，人民是愚蠢的。只要給他們權力，他們要不是肆無忌憚地挑戰建制，就是挑出一個懂得煽惑人心的可怕惡魔。民主因此絕對有可能危害管治，破壞穩定。所以人民是要小心提防的，只有一群精英才懂得怎樣駕馭他們，把穩定帶給社會，在「穩定中謀求發展」。
換句話說，殖民地官僚的想法，和後文革時期那種「少談政治多講經濟，少談民主多講穩定」的意識形態是親和的。他們都很害怕人民；他們都以為只要一不小心，民主就會滑向民粹。這才是曾蔭權的真正問題，他一方面鼓吹更多的公民參與，但另一方面卻打從骨子裏不信任人民。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 4:40 AM 0 comments
【明報專訊】特首曾蔭權把文化大革命說成是種民主，以此警告香港市民，民主步伐不可操之過急，結果引來強烈反彈，逼得他第二天急急道歉。看來他果然是說錯話了，然而他到底錯在什麼地方呢？各方的意見卻頗有混淆。例如有人發現內地沒有一家傳媒轉載和報道香港行政長官的這番言論，以此證明他的錯誤有多嚴重。這種錯是一種不懂內地政治氛圍的錯，不明白「文革」二字至今仍是官場禁忌，等閒不能訴之於口。更多人則指他侮辱了民主，因為「文革」恰恰是獨裁專政的結果，完全站在民主的對立面，可見曾蔭權的國史常識非常糟。
但是曾蔭權真的錯了嗎？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馬家輝兄就是眾口一詞中的諤諤一士，他在「他沒有全錯，你們也沒有全對——曾蔭權最需要的不是國情教育」(《明報》2007年10月23日)一文中指出﹕「文革是濫權，民主是限權」。意思是曾蔭權並非不知道「文革」那種「誰跑得快，誰先到，先到公章搶到手，權就是誰的了」的真相，他只是不懂民主絕非盲目地追求權力濫用權力罷了。純粹為了討論，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追問﹕為什麼人人鬥快搶公章，人人爭先奪權就不是民主呢？
我們今天常常掛在嘴上的民主其實只是民主的一種類型，也就是那種由百姓選出一群代表議政決策的代議式的民主。而馬家輝兄所說的「民主是限權」則隱含了另一重大家對現代政治的理解，亦即行政、立法與司法等三權的各自獨立和相互制衡。由於這一切都已成了常識，因此使得我們很容易對任何其他種類的民主理念都嗤之以鼻，覺得它們都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假民主，比如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度標榜的「人民民主」。
從字面上看，「人民民主」裏的「人民」是多餘的，既有「民主」又何必再加一個「人民」前綴呢？但是在政治思想史的脈絡和政治實踐的經驗裏頭，「人民民主」則是意有所指的。首先，它要在實踐上和蘇聯模式的「無產階級民主」有所區分，強調一種跨階級跨界別包含了全體人民在內的民主政治。其次，「人民民主」就是要和歐美主流的代議式民主對覑幹，以避免代議民主走向「資產階級民主」的錯誤道路。而這種思路是有其哲學根源的。
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導師盧騷就很反對代議民主，他覺得選一幫專業政治人代表全民執政議政根本不足以體現人民的意志，頂多只是「加總式的民主」(will of all)而非更民主的「全體意志」(general will)。
後來的馬克思主義傳統也繼承了盧騷的想法，認為人民選出的代表久而久之會淪為一群脫離群眾的專業政客，使得政治成了一幫有錢又有勢的資產階級的玩物，竊取了人民的授權，尋求自己的利益，最後反過來奴役大眾。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英國前首相貝理雅可以在主流民意反對的情形下斷然出兵伊拉克，和美國政壇習以為常的游說政治使一些有利於大商家的政策得以順利通過。
至於馬家輝兄談到的「限權」和一般常被拿來和民主配套的「三權分立」，我們更應該注意在現代民主政治的實踐史上，它們往往不是民主理念的邏輯結果，而是制約民主的設計。最著名的例子是美國的建國諸父在「費城制憲會議」時的經典論戰，當時有不少人反對「三權分立」的構想，就是因為它限制了人民的權力。所以有代表提出大法官不該是終身制，甚至主張把法院放在議會之下。今天回顧那段為人稱頌的美國建國史，我們不難發現除了民主之外，對「多數暴政」和「過度民主」的恐懼與提防也是它的重要主題。
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什麼方法可以避免代議民主的弊端？又該怎樣落實「人民民主」的理念呢？舉其大者，「人民代表大會」是也。「全國人大」在體制上是全國最高權力來源，不論行政、立法還是司法，最終都要歸在人大之下。很多人批評這種體制容不下司法獨立的空間，可是贊成它的人則會反駁憑什麼讓非民選的法官凌駕在人民的權力之上呢？再說代表的身分，也有許多人主張人大代表應該專職化，就像西方國家的民意代表一樣。不過人大的原初設計理念正是要反對專職，讓人大開完會之後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不致脫離群眾蛻變為專業政客。
再回到「文革」的問題，沒人可以輕易否認它出自於毛澤東奪權鬥爭的個人目的，更沒有人能夠否定「十年浩劫」帶來的災難和痛苦。但是單純地在文革和獨裁之間畫上等號，就太過輕視當時受鼓動的百姓的自由意志了。直到今天為止，都還有部分內地「新左派」的學者和外國的激進思想家如巴迪烏(Alain Badiou)以為文革在早期確實是場「真正的革命」、「民主的實
驗」。你可以說毛澤東講的「大民主」只是煽動人心的說詞，但是你不能說那些佔領學校的學生和衝進政府單位奪公章的人全都不是「人民民主」的真誠信徒。對不少當時的參與者而言，文革真正是從根本改造人性，徹底打倒官僚體制，達成「沒有黨派也不再有國家機器」之革命理想的「偉大鬥爭」，是「人民民主」這個理念的終極落實。
說了這麼半天，我的意圖絕非要平反文革的惡名，也不是要替中共的極權體制塗脂抹粉，更不是想為曾蔭權開脫錯誤；恰恰相反，我是要提供一個現代中國官方民主概念的系譜，循此才能看到曾蔭權的真正問題。
首先，我們要注意曾蔭權的言論其實是有所本的。曾有學者專門做過研究，指出自從鄧小平上台執政之後，「人民民主」這個說法出現的頻率就急劇減少了，政府甚至連「民主」二字都不大願談，直到最近幾年才有改變。與此同時，「穩定」和「發展」成了新的關鍵詞，「革命」則逐步讓位予「改革」。鄧小平不喜多言「民主」不是因為他獨裁(不要忘記講民主講得最多的正是大獨裁者毛澤東)，而是因為他把「民主」(更準確地說，是「人民民主」)和文化大革命放在了一起。其實這也不是他一個人的想法，在很多重新出山的老幹部眼中，文革裏的打砸搶，十年浩劫的種種亂象就是一種最極端的民主，「把權力交給人民」的最可怕結果；簡單地說，暴民政治。
從這個角度上看，曾蔭權甚至相當熟悉國情。問題是一個生長在英國殖民地，曾在哈佛攻讀公共行政的香港仔怎麼會接受如此一種非西方主流的民主觀？怎麼會認同「文革等於徹底民主」這種後文革老幹部的看法呢？我想這就是曾蔭權那種殖民地政務官的基本意識形態在發揮作用了。大家不妨比對一下他的言論和葉劉淑儀也要為之認錯的「希特拉也是民主產生」那番話。這兩位前高級公務員，一個說文革是徹底的民主，一個說民主也會選出暴君，表達出來的難道不是同一種心態嗎？對這群經歷了重重考驗，晉身殖民管治機器高層的精英來講，人民是盲從的，人民是愚蠢的。只要給他們權力，他們要不是肆無忌憚地挑戰建制，就是挑出一個懂得煽惑人心的可怕惡魔。民主因此絕對有可能危害管治，破壞穩定。所以人民是要小心提防的，只有一群精英才懂得怎樣駕馭他們，把穩定帶給社會，在「穩定中謀求發展」。
換句話說，殖民地官僚的想法，和後文革時期那種「少談政治多講經濟，少談民主多講穩定」的意識形態是親和的。他們都很害怕人民；他們都以為只要一不小心，民主就會滑向民粹。這才是曾蔭權的真正問題，他一方面鼓吹更多的公民參與，但另一方面卻打從骨子裏不信任人民。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 4:40 AM 0 comm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