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位朋友對宗教的觀感：「如果畀我揀，我會信基督教，唔使周街燒香燒衣，感覺比較乾淨，比較文明。」以民間宗教為他者而建構的宗教偏好，隱含了各種價值取向。

現代優於傳統、整潔優於髒亂、私人地方優於公共街道——將諸如此類的選擇歸納為「文明」一詞，很符合中產品味。當年八九六四剛過，尚未有大學生發表中共屠城僅屬「有問題」的偉論，有的只是往各國領事館排隊申請移民的人龍。又過了兩三年，校長移民楓葉國，那位老師和同屬資深教師的丈夫也離職移民。據說，無論在事奉人手抑或奉獻金額上，信徒的移民潮對香港教會都是一大打擊。

回溯整個九十年代，有本事移民避共的市民不過五十多萬，還不到香港人口一成。若說移民潮險些敲斷了教會的脊樑，香港基督教圈子未免不成比例地中產。去年金融海嘯一過，基督教界積極推出種種「抗海嘯」活動，有祈禱會，有金融講座，有一噸鞭撻個人貪婪的文章，有蔡元雲叫窮人別想領綜援要對香港未來有信心，有馬時亨夫人放言沒錢不算慘沒有神才悽慘。此中折射的與其說是信仰，毋寧是香港中產階級在金融海嘯下的焦慮。

中產唱起的聖詩
聖詩煉成的中產

曾幾何時，中產基督徒是毋須為經濟前景擔憂的，教會學校提供的英語教育是他們晉身買辦階級與高等華人的保證。對中國的厭離亦非必然，施其樂（Carl Smith）即引述1925年聖士提反女校一名學生的洗禮報告，裏面充滿對北上拓荒的期盼：她要求取教名為維多利亞……她發現偉大的英女王從小就立志要把她的人民引向正確的方向，擔起作為基督徒女王的巨大責任。這個例子激勵了這個華人女孩，她開始了基督徒生涯，要成為一個基督教領袖——為她的人民服務，幫助他們接近上帝，建設一個新的、更好的中國。

中港政治角力遺痕

中共建國後，大批內地福音派基督徒因政治理由流落香港，根據1982年的統計，當時全港逾五成教會都在五、六十年代成立。及至六六、六七兩場暴動之後，港英政府為穩住政局，大力擴展教育與社會福利，日漸強盛的教會被委派為合作伙伴，加入統治聯盟，削弱親中團體在香港的影響力。優先辦學的特權讓基督宗教佔有三、四成中小學，把持社會流動的階梯。過程中生產出來的學生，不少躋身教師、社工、醫護等等藉「服事人」來「服事神」的專業人士之列，七十年代以來急劇膨脹的教育、社福、醫療體系與公務員隊伍也為他們提供了容身之所。為什麼持大學學位者在基督徒圈子的比例是全港人口的兩倍，「專業及輔助專業人員」的比例是全港人口的一點六倍？香港基督教的中產化，不是韋伯式的新教倫理致富，而是中港政治角力遺痕。

基督教界乘公共服務擴展的勢頭製造中產，同時自我複製：左手藉辦學培養有社會流動潛力的青年信徒；右手以學校、醫院和社福機構吸納這些青年並應許他們得到體面的工作——直至十多年前，在招聘教師或社工的廣告裏，列明「申請人必須為基督徒」還算不上什麼禁忌，當然至今仍不乏底下以宗教所屬篩選應徵人的津貼學校。

然而，能夠迎上時勢浪頭榮升中產的人終究未必很多，犧牲品倒委實不少。在一個為基層婦女籌款的活動裏，某位以搞貞潔運動聞名的大牧說，他姊姊年輕時曾因打工供他讀書而喪失上學機會感到不公，但現在已原諒他了，真好。有多好？台下一眾因工廠北移淪為清潔、保安、家務助理的前女工，大概會為這個中產信徒視點的大團圓結局加上不一樣的註腳。

回歸之後 政經雙失

九十年代，故事有了轉折。

來自學校教育，走進（類）官僚體制的中產階級，跟傳統實體經濟的小生產者——例如茶餐廳老闆——不盡相同，他們相信學歷帶來的保證，相信專業可以消除威脅經濟前景和社會地位的外在風險。在按年資調整薪級、退休可領長俸的年代，鐵飯碗是存在的，然而新自由主義卻入侵香港公共服務系統，粉碎了中產階級的溫室。中小學縮班殺校，大學員工薪酬與公務員脫，社福界一筆過撥款，醫管局讓路予私營醫療集團，公務員吃肥雞餐乳鴿餐提前退休，各種「大市場，小政府」的措施假市場效率之名紛紛落實。一度倚賴公共服務膨脹滋養的中產基督徒，整個人生突然被公共服務的收縮打斷。

最初也不是那麼不情不願的。買樓，買股票，買基金，連最老實的中產信徒亦不免為之心動。沒有穩定的事業，就靠市場照顧吧。被中產意識主導的教會一窩蜂搞投資講座，找來知名CEO將商界那套管理模式說成牧會秘訣。1998年金融風暴、2003年SARS、2008年金融海嘯，不獨中產信徒一次又一次損手爛腳，把財產擲往金融市場的教會也血本無歸。自從匯豐股價失陷，一些過往手持大藍籌而自詡財政穩健的基督教機構亦面臨裁員壓力。十字架的台座，原來竟建築在大笨象背上。

抓不住社會 惟咬緊家庭

經濟看不見前景，政治更是沒有指南針。將基督教信仰與西方文明同化，「啟蒙」不文明的中國，是香港基督徒常有的政治心態。以英女王使者的身分建設中國、以一夫一妻制反對中國蓄婢傳統，是戰前的事。待香港經濟起飛，則結合中產階級的城市精英想像、前途問題的恐懼，把中國定義為落後的／鄉下的／封閉的／專制的／人治的，再把香港視為既繁榮又有自由有法治的國際都會。連直選也慢慢落實了不是嗎？八九六四無疑強化了這種對比想像——潛台詞之一，是「假如沒有宗教自由，我們怎樣傳教？」不少港產信徒或多或少傾向某種民主論述，25年前各宗派回應前途問題的《信念書》言必稱自由，去年立法會選舉裏基督徒選民也是愛泛民多過愛親北京的梁美芬（地基督教報章《時代論壇》08年10月公布的調查）。然而回歸12年匆匆過去，普選只聞樓梯響，曾幾何時「向內地傳播民主」的激情如今更是無望，看某些教會領袖逐漸向北轉向民建聯示好，唯有暗自彷徨。

從膨脹到萎縮，抓不大社會的經濟和政治，只得抓緊自己的小家庭不放。於是，政經雙失的香港基督徒轉向了所謂的「家庭價值」，透過管束子女重拾小小的權力快感。

上中以外，還有下

基督教右派近十多年來所向披靡，其群眾基礎正是來自中產信徒的深層焦慮，而不是他們聲稱的世風日下。香港社會不見得比過去更加開放，左邊的蔡志忠漫畫與右邊略帶鹽花的余過《四人夜話》小說比翼齊飛，這個光景在八十年代的《明報》副刊天天出現。今天，我們有的是投訴教科書印有「放屁」二字會教壞細路的家長，還有投訴劇集包含校長召妓劇情的明光社董事朱景玄校長。

問題是，為什麼到現在才焦慮呢？基層市民一直面對經濟無力政治去權的苦，那可不是98年金融風暴或去年金融海嘯之後才有的事，卻從來勾不起基督教界連開逾百場大小討論會的意欲。即使是甚囂塵上的「家庭價值」，也不曾多顧中港家庭對團聚的渴求。對金融海嘯的異常關注，恰好揭示了基督教界階級所屬。

故事還有下半段。新一代在升學遊戲勝出的信徒無法再被「榮神益人」的公共服務事業大批吸納，不得不隨資本朝金融業傾斜投身商界。近年市面上教人如何在職場上榮耀神的「職場神學」論述由是大發利市，教會在中環附近斥數億元巨資植堂，針對資本家的商人團契亦愈開愈多愈做愈大。一條往上爬的發展大路已在基督教界搭建中，一個接一個高官獲邀高調展示信仰。昔日中產失勢不代表教會失勢，早陣子有投資顧問隨機抽樣20間香港教會當成上市公司來研究，竟發現它們2007年的平均盈利率達24%，當中的「藍籌教會」獲利以千萬元計。只是金融海嘯一來，淹死了不少i-banker，打算走「上路」的某些教會領袖難免惴惴不安。那些大小討論會，安撫失意中產之餘，又何嘗不是暗中安撫這些大牧？

有「上路」，自然有「下路」，香港社會是貧富懸殊的。五月底官商雲集的「全球禱告日」，台下有神學生拉橫額入場抗議教會擦鞋，台上有馬時亨呼喝「神會懲罰你」，上路與下路的尖銳對立逐漸浮上水面。儘管香港土壤不讓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學輕易生根，但往下走的基督教將如何開展新的社會意涵與靈性啟示，依然令人期待。

金融海嘯洗掉了包裹基督教圈子的鍍金，或者污垢，視乎看倌價值取向。但我想，耶穌為門徒洗腳時，也是低頭向下望的。

文 楊穎仁
策劃 許寶強
編輯 蔡曉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