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October 06, 2006
理論破舊立新 實踐有反效果
時事評論
P22 信報財經新聞
林行止
2006-10-03
林行止專欄
理論破舊立新 實踐有反效果
四十多個勞工及關心勞工福祉的團體，昨午發起千人爭取「最低工資」（最低時薪三十元）的遊行；他們計劃下周二到立法會外通宵靜坐，促請行政長官於周三發表的施政報告中，加入落實「最低工資」的承諾。
提倡「最低工資」的目的，本在保障婦孺免受「無良資本家的剝削」，顯而易見，作此主張者的出發點是與人為善的，事實上，它歷來被視為反貧窮的進步立法；可是，史特拉（G. Stigler, 1911-1991，八一年諾獎得主）於一九四六年六月號《美國經濟展望》發表〈最低工資法的經濟學觀〉，徹底推翻這種論
說。受史特拉的影響，幾乎所有市場經濟學家都不贊成制定最低工資，因為從市場角度看，勞工亦是商品，其價格因此要由供求決定。眾所周知，供不應求令商品價格上升，反之下跌；工資高低亦應取決於勞工市場供需情況，不可由政府替商界代謀。
經濟學家視工資是「中性」的，這即是說，市場決定的工資與受薪者所需無關，比方說，一名工人每月養家要一萬元，這是他的私事，與僱用他（她）的資本家無關，因此，工人所得多寡，與道德和公義完全扯不上邊。可是，經歷了經濟大蕭條和二戰後共產主義遍地開花之後，福利主義慢慢抬頭並蔓延全球，這一派的學者相信市場制度，但同時主張政府立法以避免「收入分配不公平」激化成社會矛盾─這正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溫床。
政府干預勞工市場，是經濟學上所稱的「市場後干預」（after-market intervention），保守派學者認為市場運作不應受妨礙，工資由市場決定後政府要設法彌補缺乏公義的市場活動對低收入階層「不公」的情況，而其手法是大家都瞭然的累進稅率及其他「財富轉移」；可是，自由派學者不以為這樣做便足夠，他們要求提高「市場工資」，而手段是勞工集體談判權及制訂「最低工資」。港英和特區政府多次拒絕賦予工人以集體談判權，現在會否在「社會壓力」下提出「務實的最低工資方案」？
讀過經濟學初階（Econ 101）的人，都知道以行政命令而非由市場力量提高工資，結果是市場對勞工數量需求下降，換句話說，「最低工資」的落實會導致失業率上揚，此中的道理極簡單，「最低工資」提高資方的直接成本，在生產力未能同步上升的時候，資方唯有少請員工以維持邊際利潤率。不過，這種行之有年的「假設」，一九九七年終於被二位年青「學術破壞者」（Academic Luddites）的實證研究推翻。他
們花了五年時間，以「控制小組」（control group）的形式，對新澤西州四百一十家快餐店進行仔細調查，得出最低工資由每小時四元二角五仙（美元）增至五元零五仙後，餐廳的僱員不減反增，平均每家餐廳增加二個半僱員。對這種「反常」現象，他們的解釋是，快餐店經常人手不足，有二三個空缺─這是何以在經濟增長期我們長期看到快餐店貼招工廣告的原因 ─而其請不到工人，是工資太低（比
「最低工資」低或不滿足於「最低工資」），誘因不足，待業青少年寧可呆在家裏「孵豆芽」，當「最低工資」把工資水平提高後，誘因相應上升，待業者紛紛外出找工做，結果是高工資（「最低工資」）時的就業人數較低工資時高。他們把研究成果寫成轟動經濟學界的《最低工資的新經濟學》（D. Card和A. Krueger :〈Myth and Measurement - The New Economics of
the Minimum Wage〉）一書（有關評論見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五日本欄，該文收在台北遠景社的《通縮初現》頁四十一至四十四）。筆者對最低工資的態度，因這本書而有所改變，從過去服膺古典經濟學的解釋，堅信工資和百物價格應由市場決定，到相信以行政命令決定工資不會打擊就業，加上香港稅制稅率都向富裕階級傾斜─如果強行徵收增值稅，傾斜便變成一邊倒─筆者因此以為制訂「最低工資方案」不是什麼洪水猛獸。
不過，從實際層面觀察，香港的特殊經濟結構似乎不適宜實行「最低工資」，因為它與盈利最豐的行業如物業發展、金融及炒業無關（這些行業的最低級受薪者的工資都高出擬議中的「最低工資」），但其他百業如服務業及僅存的工業，面對本地及內地同業的劇烈競爭、邊際利潤不高（以本港為例，盈利一旦有起色便為相應提高的租金吃掉），若行「最低工資」，必有消極效應，屆時受害的可能是力爭勞工權益者所欲保護的低層勞工！ ¶ 1:59 AM
P22 信報財經新聞
林行止
2006-10-03
林行止專欄
理論破舊立新 實踐有反效果
四十多個勞工及關心勞工福祉的團體，昨午發起千人爭取「最低工資」（最低時薪三十元）的遊行；他們計劃下周二到立法會外通宵靜坐，促請行政長官於周三發表的施政報告中，加入落實「最低工資」的承諾。
提倡「最低工資」的目的，本在保障婦孺免受「無良資本家的剝削」，顯而易見，作此主張者的出發點是與人為善的，事實上，它歷來被視為反貧窮的進步立法；可是，史特拉（G. Stigler, 1911-1991，八一年諾獎得主）於一九四六年六月號《美國經濟展望》發表〈最低工資法的經濟學觀〉，徹底推翻這種論
說。受史特拉的影響，幾乎所有市場經濟學家都不贊成制定最低工資，因為從市場角度看，勞工亦是商品，其價格因此要由供求決定。眾所周知，供不應求令商品價格上升，反之下跌；工資高低亦應取決於勞工市場供需情況，不可由政府替商界代謀。
經濟學家視工資是「中性」的，這即是說，市場決定的工資與受薪者所需無關，比方說，一名工人每月養家要一萬元，這是他的私事，與僱用他（她）的資本家無關，因此，工人所得多寡，與道德和公義完全扯不上邊。可是，經歷了經濟大蕭條和二戰後共產主義遍地開花之後，福利主義慢慢抬頭並蔓延全球，這一派的學者相信市場制度，但同時主張政府立法以避免「收入分配不公平」激化成社會矛盾─這正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溫床。
政府干預勞工市場，是經濟學上所稱的「市場後干預」（after-market intervention），保守派學者認為市場運作不應受妨礙，工資由市場決定後政府要設法彌補缺乏公義的市場活動對低收入階層「不公」的情況，而其手法是大家都瞭然的累進稅率及其他「財富轉移」；可是，自由派學者不以為這樣做便足夠，他們要求提高「市場工資」，而手段是勞工集體談判權及制訂「最低工資」。港英和特區政府多次拒絕賦予工人以集體談判權，現在會否在「社會壓力」下提出「務實的最低工資方案」？
讀過經濟學初階（Econ 101）的人，都知道以行政命令而非由市場力量提高工資，結果是市場對勞工數量需求下降，換句話說，「最低工資」的落實會導致失業率上揚，此中的道理極簡單，「最低工資」提高資方的直接成本，在生產力未能同步上升的時候，資方唯有少請員工以維持邊際利潤率。不過，這種行之有年的「假設」，一九九七年終於被二位年青「學術破壞者」（Academic Luddites）的實證研究推翻。他
們花了五年時間，以「控制小組」（control group）的形式，對新澤西州四百一十家快餐店進行仔細調查，得出最低工資由每小時四元二角五仙（美元）增至五元零五仙後，餐廳的僱員不減反增，平均每家餐廳增加二個半僱員。對這種「反常」現象，他們的解釋是，快餐店經常人手不足，有二三個空缺─這是何以在經濟增長期我們長期看到快餐店貼招工廣告的原因 ─而其請不到工人，是工資太低（比
「最低工資」低或不滿足於「最低工資」），誘因不足，待業青少年寧可呆在家裏「孵豆芽」，當「最低工資」把工資水平提高後，誘因相應上升，待業者紛紛外出找工做，結果是高工資（「最低工資」）時的就業人數較低工資時高。他們把研究成果寫成轟動經濟學界的《最低工資的新經濟學》（D. Card和A. Krueger :〈Myth and Measurement - The New Economics of
the Minimum Wage〉）一書（有關評論見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五日本欄，該文收在台北遠景社的《通縮初現》頁四十一至四十四）。筆者對最低工資的態度，因這本書而有所改變，從過去服膺古典經濟學的解釋，堅信工資和百物價格應由市場決定，到相信以行政命令決定工資不會打擊就業，加上香港稅制稅率都向富裕階級傾斜─如果強行徵收增值稅，傾斜便變成一邊倒─筆者因此以為制訂「最低工資方案」不是什麼洪水猛獸。
不過，從實際層面觀察，香港的特殊經濟結構似乎不適宜實行「最低工資」，因為它與盈利最豐的行業如物業發展、金融及炒業無關（這些行業的最低級受薪者的工資都高出擬議中的「最低工資」），但其他百業如服務業及僅存的工業，面對本地及內地同業的劇烈競爭、邊際利潤不高（以本港為例，盈利一旦有起色便為相應提高的租金吃掉），若行「最低工資」，必有消極效應，屆時受害的可能是力爭勞工權益者所欲保護的低層勞工！ ¶ 1:59 AM
